本经济势头雄劲，令世人瞠目结舌，出版界也呈现出
片盛况。股票只升不降，房地产价格高涨，世间钱多得要溢出来，新杂志接连不断地创刊，杂志想要多少广告就有多少广告送上门来。作为写作
人，最不缺就是稿约。当时还有许许多多“美味诱人工作”。甚至曾经有过这样约稿：“这地球上不管什
地方，您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经费您想花多少就花多少，游记您想怎写就怎写。”还有位素不相识先生向
发出奢华邀请：“上次在法国买
座城堡，您在那儿住个年半载，优哉游哉地写小说怎样？”（这两个提案都礼貌地拒绝。）如今回想起来，那简直是个难以置信时代。即使堪称小说家主食小说销路欠佳，单凭这种美味诱人“小菜”就足以生活下去。
然而，对于眼看将年届四十（也就是处于作家至关重要时期）来说，这却不是值得欢欣环境。有个词儿叫“人心浮动”，就是这样，整个社会闹哄哄，浮躁不安，开口三句离不开钱，根本不是能安心静坐、精打细磨地写长篇小说氛围。待在这种地方，也许不知不觉就被宠坏——这样心情变得越来越强烈。想把自己放进更紧张点环境中，开拓新疆域，尝试新可能性。开始萌生出这样念头，所以在八十年代后半期离开日本，生活中心转移到外国。那是在《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出版之后。
还有点，在日本，针对作品和个人压力相当大。基本观点是：“反正是有缺陷人写有缺陷小说，不管人家说什都无可奈何。”实际上也是从不介意、行素。但当时毕竟年轻气盛，听见这种批判，便屡屡感觉：“这话说得岂不是太不公道？”甚至连私生活领域也遭受践踏，家人也被无中生有颠倒黑白，还受到过人身攻击。为什非得把话说到那个份上不可？与其说心生不快，更多是感到不可思议。
如今再回过头看看，觉到那很可能是同时代日本文学界人士（作家、评论家、编辑等）对挫折感发泄，是“文艺界”对所谓主流派纯文学急速失去存在感与影响力不满和郁闷。也就是说，范式转移正在眼前徐徐展开。然而在业界人士看来，这种堆芯熔毁式文化状况是可悲可叹，同时又是不能容忍。许多人恐怕把写东西或存在看作“损害和破坏理想状态元凶之”，就像白细胞攻击病毒般，试图加以排斥——有这种感觉。自己倒是在琢磨：“如果能被这种人破坏掉，只怕还是被破坏方有问题吧。”
“说来说去，村上春树写东西，无非是外国文学翻版，这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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