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斯点燃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好像他很喜欢香烟的镇定作用似的。
“请原谅，这么晚还来打扰你，”福尔摩斯说，“而且，我还得请你破例一次，让
我是怀着悲痛的心情写下这最后的案件的，我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是位杰出的天才，从第一次把我们组合在一起的《血字的研究》，到《海军协定》一案——由于他的介入，成功地防止了一场严重的国际纠纷——尽管写得不很连贯，而且也不够详细，但我已经尽力了。我和他一起经历过不少奇异的事，我原来打算写完《海军协定》就封笔，而对这件足以让我惆怅一生的案子只字不提。现在，事情过去两年了，这种惆怅之情丝毫未减。然而，最近詹姆斯·莫里亚蒂上校发表了几封信，为他兄弟辩护。所以，我除了将事实真相公之于众外，另无选择了。我是唯一完全了解事情真相的人，现在到了公布的时候了，再保密下去是不行了。据我所知，此事被报道过三次，头一次是1891年5月6日的《日内瓦杂志》，第二次是1891年5月7日英国各报纸刊载的路透社电讯，最后一次就是我上面提到的几封信，是最近发表的。头两次报道都过分简略，而最后一次，我要特别申明，这是对事实的完全歪曲。我有责任把莫里亚蒂教授和歇洛克·福尔摩斯之间发生的事实真相公布出来让大家知道。
读者也许还记得，自我结婚及婚后行医以来，我和福尔摩斯之间那种极为密切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变得疏远了。不过，他需要助手参与调查时，仍然会来找我。但这种情况越来越少。我发现，在1890年，我只记了三个案子。这年的冬天和1891年初春，我在报上看到了福尔摩斯受法国z.府聘请，承办一件很重大的案件的消息。我接到了他的两封信，一封发自纳尔榜，一封发自尼姆。我还以为他会在法国呆一段时间呢，然而，出人意料的是，1891年4月24日晚上，他走进了我的诊所里，尤其让我吃惊的是，他看上去比以前苍白和消瘦了许多。
“没错，最近我比过去累多了。”他见我吃惊的模样，没等我发问，就抢先回答了，“我最近有些麻烦。你不介意我把你的百叶窗关上吧？”
我用来看书的那盏灯在桌上摆着，房间里只有这点灯光。福尔摩斯沿着墙壁走了过去。关上了两扇百叶窗，把插销插紧了。
“你是害怕什么东西吧？”我问。
“是的，我害怕。”
“怕什么？”
“怕被汽枪袭击。”
“我亲爱的福尔摩斯，这到底怎么了？”
“我想你很了解我，华生，你知道我不是胆小的人。但如果一个人大难临头还不承认，那就是有勇无谋了。能给我一根火柴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