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说：‘你一定就是他等的那位先生了，他等你两天了。’
“‘他现在在哪里？’我问道。
“‘他还在楼上睡呢，他要我们到九点钟再叫醒他。’
“‘我要上去找他。’我说。
“我当时想，我出其不意地出现肯定能让他大吃一惊，他在惊慌失措之下也许会吐露出什么来。一个擦鞋的杂工自愿带我去找。他在三楼住，一条不长的走廊直通到他房门口。杂工把房间指给我看后，就要转身下楼，这时，我突然看到一种令人非常恶心的景象，虽然我有很多这种经历，但那一刹那我还是忍不住想要呕吐——一条弯弯曲曲的血迹从房门下边流了出来，一直流过走廊，在对面墙脚下积成一滩——我尖叫了一声，杂工听到我的尖叫又转身走了回来，他看见这副景象后，几乎吓晕了。房门反锁着，我
雷斯垂德带来的消息既重要又突然，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听了后全都惊得目瞪口呆。
葛莱森猛地站了起来，手中的酒不小心全都泼洒在地。我默默地注视着福尔摩斯，只见他双唇紧闭，眉毛紧锁。
福尔摩斯喃喃地说：“斯坦节逊的死让案情更复杂了。”
“开始就很复杂，”雷斯垂德抱怨地说，又坐了下来，“我就像参加什么军事会议一样，连头绪都摸不着。”
葛莱森结结巴巴地问道：“你，你这消息，可靠吗？”
雷斯垂德说：“我刚从现场过来，我是第一个发现他被谋杀了的人。”
福尔摩斯说：“刚才葛莱森还在跟我们谈他对这个案子的高见呢，不知道能不能请你把你看到的和你做过的一些事告诉我们？”
“当然能。”雷斯垂德坐了下来，“我得承认，我原以为瑞伯的被害肯定和斯坦节逊有关。但这突发事件证明我完全弄错了。我按照我最初的想法，开始追查这位秘书。有人告诉我他曾在三号晚上八点左右看见他们两人在尤斯顿车站。四号凌晨两点，瑞伯的尸体就在布瑞克斯顿被人发现了。于是，我想弄清楚从八点半以后到谋杀案发生的那段时间里，斯坦节逊他到底在哪里，到底干了些什么。我给利物浦发了个电报，告诉他们斯坦节逊的长相，让他们监视美国船。然后到尤斯顿车站附近的每家旅馆和公寓里查找。当时我是这么想的，如果瑞伯和斯坦节逊那晚分手了，按理说，斯坦节逊应该会在车站附近找个地方住下，第二天早上他才会再到车站去。”
福尔摩斯说：“他们很可能事先把会面地点约好了。”
“事实确实这样。我昨天跑了一整晚去打听他的下落，但一无所获。今天早上我又早早地就去打听。八点钟，我来到了小乔治街的郝黎代旅馆。我问他们是不是有个叫斯坦节逊的住这里，他们立刻就说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