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陶然说，“那通电话之后，绑匪再也没有联系过女孩家里。没有要钱，也没有提过要求。”
费渡端着酒杯轻轻晃着，若有若无地嗅着酒香，好像杯子里盛的不是超市里随便买的干红，而是罗曼尼康帝。
“那挺奇怪的，”他说，“听起来绑匪不是冲孩子，而是为了折磨家里大人——女孩父母都是做什么的？”
“郭恒本人是个中学老师，孩子她妈是
时工作忙，看电视的时间都少，难得近距离地听刑警队的人讲故事，不由得好奇地追问：“后来呢？”
“那时候家长带孩子普遍不像现在这么走心，十一二岁的，已经属于大孩子了，平时上学或者去同学家玩，一般都是跟家长说一声就跑了，大人也不会一天到晚围着他们转。”
“但是郭菲这个小女孩属于特别老实规矩的，上学放学都有固定点钟，晚回来五分钟都能说出正当理由来，学习从来不用家里操心，失踪当天也没什么特别的，她同学说，那天郭菲放学后没在学校逗留，按时回了家，从学校到她家，大概有十五分钟的路程，孩子就是在这十五分钟里丢的。我师父他们沿着她平时走的路来来回回踩了几十遍，那年月路上没有现在这么多监控，但是孩子回家的路没有特别‘背’的地方，当时正是夏天，傍晚天也不是很黑，外面来来往往人很多，按理说，那么大一个女孩被人从街上带走，哪怕稍微有一点不对劲，也不可能完全没人注意到。”
“可是走访了一大圈，就是一无所获。他们把学校附近翻了个底朝天，连女孩一根头发都没找着——福尔摩斯不是有句名言么，‘排除了一切不可能的，剩下的再不可思议，也是真相’，所以当时有人说，要么是熟人作案，要么是孩子自己离家出走了。”
“顺着熟人作案的思路，警方排查了一个遍，学校的老师校工、郭家的亲朋好友，甚至那孩子平时常去的文具店、小超市……一共传讯了上百人，但都一无所获。”
陶然说到这，话音一顿：“就在他们调查陷入困境的时候，女孩父亲郭恒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接起来没人说话，只听见有个小女孩声嘶力竭地惨叫，孩子她妈一听就晕过去了，警方立刻通过号码找着了电话的位置——是个很偏僻的电话亭。”
郎乔奇怪地问：“没有监控？”
“没有，那个电话亭本身在垃圾站旁边，看着像废弃的，好多人都不知道那台电话还能用，”骆闻舟说，“电话亭旁边找到了一点血，和郭菲的血型一致，但当时不能检验DNA，无法确准究竟是不是她，没有指纹。”
陶然的客厅里一时没人说话。
好一会，一直没吭声的费渡才插嘴问：“没有别的电话？没有勒索，也没有要赎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