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晚上所有人回到家,都会陪他一起做抬左脚的运动。这运动经常以家庭四人比赛的方式进行,我们都有意无意地让他赢,然后大家在庆祝声中,疲倦但美好地睡去。
我们享受这种快乐,因为这是唯一的快乐了。父亲心脏手术一次,中风两次,住院四次,即使有亲戚的帮助,再殷实的家底也空了。
清楚。
我特意到图书馆查找了瓣膜的样子,它小小的,在你的心脏里一张一合,像一条鱼的嘴。就是这么一个小东西,它现在关住了父亲的左半身。
我还知道,这套逻辑父亲实践越久,越努力坚持,最后触礁的那个烈度就越大。但我不敢拆解父亲这套逻辑,因为,我实在找不到其他办法。
总得有个人提供一套希望的逻辑,让全家进行下去。
那时即将入秋,有天晚上,他兴奋地拉住我讲,他明白过来了,自己的左半身就是脉路不通。“我不断活动,活血冲死血,冲到最后,我的另一半会活过来的。”我表演得很好,他相信我非常认可他这个想象。
在这个想象下,他可以接受拐杖作为暂时的帮助。他第一天试验,从家里走到弯道市场要多久,走到来不及回来吃午饭,最后是我们三个人兵分三路,拿着饭,终于在不远的拐角处找到他——我走过去大概二十分钟,却是他一早七点多拼命挪动到下午一点的结果。
但他却觉得这是个好的开始。“起码我知道现在的起点了。”他和我说。
第三天,他的整体方案出来了:早上八点出发,走到那个小巷的尽头折回来,这样他可以赶在十二点回来吃饭,吃完饭,休息一个小时,大概一点半出发,走到更远的弯道市场,然后他可以在晚饭七点钟赶回来。晚上则是在家里,坚持站立,训练抬左脚。
我至今感谢父亲的坚强,那几乎是最快乐的时光。虽然或许结局注定是悲剧,但一家人都乐于享受父亲建立的这虚幻的秩序。
每天母亲严格按照父亲列的时间表,为他准备好三餐,并且按照他希望的,每餐要有蛋和肉——这是长力气的。他常常说,以前当海员扛一两百斤货物没力气的时候,吃了肉和蛋,就马上扛得起了。现在他想扛起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