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可不定。”周赫煊说。
很快又问到个卖菜大妈,她说:“多读书有好处,这杀人犯儿子,说不定长大也有出息呢。”
整整忙活半天,总共收到五百份调查问卷,最后统计出来:持否定观点占87.2%,认为杀人犯和娼妓后代不应该读书;而持肯定观点只有12.8%(其中绝大部分是妇女和知识分子)。
看到这个结果,周赫煊默然无语,他没想到会如此糟糕。
谭熙鸿都把自己此行目给忘,叹气说:“国人观念还需要进步啊。”
小贩笑道:“叫李全,32岁,卖糖堆儿,不识字儿。”
周赫煊又陆陆续续问七八个人,甚至连印度籍巡捕都调查,得到回答惊人致:杀人犯和娼妓儿子不该读书!
谭熙鸿目睹整个经过,不可置信道:“怎会这样?怎可以这样?”
“别急,慢慢来。”周赫煊又截住个戴眼镜,看样子是个知识分子。
那人说道:“当然有权利读书,现在都民国,进步文明社会就要给每个国民以受教育机会。”
第二天,《大公报》把调查结果披露出来,立即在京津知识分子群体中引发热议,许多学者纷纷发表文章阐述自己思想。
前章们提到,民国初期有三种教育。其中民众教育理论,认为无论男女老幼、贫富贵贱都有受教育权利。历史上,这种理念正是发源于北伐时期。
周赫煊没想到是,自己那篇报道,居然促使“民众教育理念”提前兴起,点燃全民教育火种。
作为几十年后现代人,你很难想象民国初年那种蒙昧,罪犯儿子不配受教育,居然会是大多数老百姓共识。
解放思想,真很重要!
周赫煊问:“如果这人长大学坏呢?有知识坏人,可比文盲危害更大。”
“那就更应该受教育,学校可以导人向善,纠正他危险行为观念。”那人道。
周赫煊笑道:“谢谢你配合,请问你姓名、年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
那人痛快地回答:“叫鲁杏芳,字润良,29岁,金融硕士,洋行职员。”
这个问完,谭熙鸿才说:“看来还是读书人明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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