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议甚多,要堵住这些非难,首先要说服这位全省最高长官,而且态度必须强硬,只能进,不能退,倘若退步,则前功尽弃。曾国藩本正经地对骆秉章说:“吁门兄,杀人多,非国藩生性嗜杀,这是迫不得已事。追究起来,正是湖南吏治不严,养痈贻患,才造成今日局面。”
骆秉章听这话,心中大为不快。这个曾剃头,非但不检点自己过错,反而倒打耙,要算帐!他打断曾国藩话:“你可要讲清楚,湖南吏治不严,究竟是谁责任。”
曾国藩知骆秉章见怪,为使谈话气氛和缓,他要稳住这个老头:“骆中丞,还没说完,湖南吏治不严,责任当然不在你;你前后在湖南加起来不过两年多。是湖南人,岂不知三湘之乱,由来已久。道光二十三年,武冈抢米杀知州。二十四年,耒阳抗粮。二十六年,宁远会党打县城。二十七年,新宁又起棒棒会。二十九年,李沅发造反。这些,都不是发生在吁门兄你任上。”
这段解释,使骆秉章火气消:曾国藩矛头原来并不是对准他。
“涤生兄,不怕你怪罪,贵乡竟是个烂摊子。当初调来此,三次推辞,无奈圣上温旨勉励,才不得不上任。”
“中丞说是实话。”曾国藩恳切地说,“湖南为何连年不得安宁,主要在地方文武胆怯手软,但求保得自己任内无事,便相与掩饰弥缝,苟且偷安,积数十年应办不办之案,任其延宕,积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任其横行。如此,乡间不法之徒气焰甚嚣尘上,以为官府软弱可欺,相率造谣生事,蛊惑人心,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倘若陆费泉、冯德馨等人忠于职守,早行镇压,湖南何来今日这等局面。”
骆秉章点头称是:“就因为他们渎职,而造成今日祸害,难得仁兄看得清楚。朝野有些人不明事理,还以为骆秉章无能。”
“正因为湖南已烂到如此地步,故国藩愚见,不用重典以锄强,bao,则民无安宁之日,省无安宁之境。眼下四方骚乱,*宄蜂起,还讲什仁政不仁政呢?古人说:‘唯有德者能宽服民,其次莫如猛。’有德者如诸葛孔明,尚以威猛治蜀,何况辈?国藩唯愿通省无不破之案,全境早得安宁,则个人身得残忍之名亦在所不惜。处今日之势,办今日之事。依国藩愚见,宁愿错杀,不可轻放。错杀只结人之仇,轻放则贻社会之患。”
“你说这些诚然有理,”骆秉章说,“不过,就凭串子会块令牌,处以站笼游街,无论如何太重。”
“林明光案嘛,”曾国藩敛容说,“国藩认为,匪患最可怕不是游匪,游匪只人或三五人,纵作恶,为害有限。可怕是会堂,他们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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