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杀马新贻
案办得完美无缺，朝廷甚是满意，上谕嘉奖：曾国藩、魁玉、郑敦谨、张之万、梅启照等人都交部优叙。郑敦谨打马回朝，江宁藩库又拿出二千两银子来作为程仪奏送，马家也来道乏，众人都很高兴，唯独曾国藩心里总觉不踏实。
曾国藩不再多过问两江庶务，不仅是因为他身体实在太衰弱，力不从心，更主要
是教案给他刺激太深
，他心里非常清楚，津案以赔款杀同胞为结局，名义上是他委曲求全，是他拼却声名，以顾大局，其实是朝廷，是整个中国委曲求全，是为求得暂时安宁而不惜丢掉国家和民族尊严，汉唐强国大邦形象已在世界各国面前荡然无存。之所以弄到这般地步，就是因为国势颓弱。中国在与洋人打交道过程中，能做到不受委屈，平等相处，不只是靠道理充足，关键在于国力强盛。要徐图自强！曾国藩立誓以自己余生致力于早在十年前便已开创“师夷智以制夷”事业。这既是中国走上强盛必经之路，同时，他也要以自己实在有效行动，在国人面前证明他不是卖国者，而是目光远大、脚踏实地为国为民实干家，使那些自诩爱国，其实不负责任，未有任何实际作为清议派羞愧！
这些年来，除曾国藩外，朝廷大臣如奕、文祥，地方上督抚如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等人，都对“师夷制夷”之事感兴趣，相继办起上海炸弹三局、苏州机器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兰州机器局等军用工厂，费饷浩大，成效均不甚显著，引起以奕譞、倭仁为代表亲贵和元老重臣反对，双方论争时都言辞激烈，态度强硬。西太后倾向于自办洋务，故奕、文祥这派略占上风。
李鸿章是在封疆大吏中倡导洋务最力者。他精力充沛，办事精明，与洋人关系密切。他在办洋务中成绩最显著。金陵制造局是他手办起，天津制造局是在他倡导下办，福州船政局遇到阻力时，他竭力为之说话。由安庆迁到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在李鸿章任江督期间得到很大发展，他亲手批准将厂址由狭窄虹口迁到开阔城南高昌庙镇。
现在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为全国最大军火轮船生产之地，不愧它总局称号，确起总领天津、南京、福州、兰州各局作用。这些，都使该局督办人容闳、杨国栋分外感激。曾国藩决定先到上海去视察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给他们以鼓励推动，并帮助他们解决些实际困难。
这是个秋高气爽艳阳天，曾国藩带着他心腹幕僚赵烈文和得意门生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等人，兴致很好地踏上停泊在下关码头江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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