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不必说话。他脸上的表情，悄然无声的房间，摆在桌上的X光片和化验结果已经让一切不言自明。医生的办公室位于哈利街尽头，装修颇有格调。两个男人面对面坐着，彼此都心知肚明，他们已经进入了戏剧的最后一幕，而这一幕之前不知已经在心里反复排练了多少次。六个星期以前，他们还不认识对方，现在却产生了最亲密的交集。事关生死，一个传信，一个接信。两个人都控制着脸上的表情，没有表现出太多情绪。这也是他们绅士协议的一部分：尽全力让喜怒不形于色。
“本森医生，我想问问，据你判断我还剩下多长时间？”阿提库斯·庞德问道。
“很难给出准确的时间，”医生回复说，“恐怕你体内的肿瘤已经恶化，要是早点发现，手术也许还有一线生机。而现在……”他摇摇头，“我很抱歉。”
“大可不必。”庞德的英语无可挑剔，用词地道，显然这位外国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的每个音节都发音清晰，就像是在为他的德国口音致歉。“我都六十五岁了。我活了一大把年纪，可以说，从很多方面来看，我这辈子都算没有虚度。在此之前，有许多次我都预料到自己要死了。甚至可以说，死亡一直与我如影随形，总是慢两步跟在我身后。而现在他终于赶上我了。”他张开双手，挤出一个微笑，“我和它已经是老朋友了，我没有理由惧怕它。但是，我有必要安排一下后事，把它们理清楚。因此，为了心里有个数，按正常估计……我还剩下几个星期还是几个月？”
“呃，恐怕你的病情会每况愈下。头痛会更加严重。疾病可能会突然发作。我可以发给你一些资料，帮助你了解大致的情况，我再帮你开一些强效的止痛药。你或许需要考虑接受专业护理，我可以推荐汉普斯特德的一家护理机构，非常不错。它是由居里夫人基金会经营的。等到后期，你会需要人时常照顾。”
这些话犹如石沉大海。本森医生打量着他的病人，脸上充满掩饰不住的困惑。阿提库斯·庞德的大名他自然如雷贯耳，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报纸上——一名二战中的德国幸存者，曾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被关押了一年。他被逮捕的时候，是柏林或者是维也纳的一名警察；等他来到英格兰后，他成了一名私家侦探，协助警方破获过无数起案件。他看上去不像一名侦探。他身材矮小，双手交叉放在身前。他穿着一身深色西装，内搭白色衬衫，系着黑色窄边领带，鞋擦得油光锃亮，十分干净整洁。如果他不是事先知晓他的身份，可能还以为他是一名会计——就是那种为家族企业效劳、绝对可靠的类型。还不止如此。甚至在他听到这一消息之前，在他第一次进入诊所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