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佩德罗·维卡里奥自己承认,是他决定要杀掉圣地亚哥·纳萨尔的,他哥哥起初只是从旁跟随。然而,被镇长没收屠刀之后,他觉得已经尽了责任,可以罢手了;从那时起,巴勃罗·维卡里奥成了指挥者。两个人分别面对预审法官时,谁也没有在供词中提到这一分歧。但巴勃罗·维卡里奥多次向我证实,说服他弟弟最终下手十分不容易。或许只是一阵转瞬即逝的恐慌,可实际情况是巴勃罗·维卡里奥一个人钻进猪圈又挑出两把刀,那个时候,他弟弟正痛苦地站在罗望子树下一滴一滴地撒着尿。“我哥哥根本不知道那种感受,”在我们唯一的一次见面中,佩德罗·维卡里奥对我说,“就好像往外尿玻璃碴子。”巴勃罗取回刀来,发现他弟弟还抱着树干站在那儿。“他疼得出了一身冷汗,”巴勃罗对我说,“他想劝我自己去,因为他那种状态杀不了任何人。”佩德罗坐在一张为吃喜宴而摆在树荫下的木匠工作台上,将裤子褪到膝盖上。“他用了半个钟头,才换好裹阴·茎的纱布。”巴勃罗·维卡里奥对我说。实际上,换纱布耽搁了不超过十分钟,但在巴勃罗看来这段时间如此难熬又令人费解,他以为弟弟又在耍花招,想拖延到天亮。于是他把刀塞到弟弟手里,几乎是强拖着他去为妹妹挽回名誉。
“没有回头路,”他对弟弟说,“就当这件事已经发生了。”
他们经过猪圈的大门往外走,手里握着没有包裹的屠刀,院子里的几条狗狂吠着跟在身后。天开始亮了。“那时没有下雨。”巴勃罗·维卡里奥回忆说。“不但没有雨,”佩德罗记得当时的情景,“海风吹过来,还能用手指着数出天上的星星。”消息已经传开了。他们经过奥滕西亚·包特家时,她恰好打开大门。她是第一个为圣地亚哥·纳萨尔哭丧的人。“我以为他们已经把他杀了,”她对我说,“借着路灯的光,我看见他们手里拿着刀,觉得刀上还滴着血。”那条偏僻街巷里还有几户人家敞着大门,其中包括巴勃罗·维卡里奥的未婚妻普鲁登西亚·科特斯家。这对兄弟凡是在这个时候经过她家门前,总会进去喝当天的第一杯咖啡,特别是每个礼拜五去肉市的时候。他们推开院门,几条狗在昏暗的晨光里辨出他们的身影,立刻围了过来。兄弟俩走进厨房,向普鲁登西亚·科特斯的母亲道了早安。那时咖啡还没有煮好。
“回头再喝吧,”巴勃罗·维卡里奥说,“这会儿有急事要办。”
“我知道,孩子们,”她回答道,“维护名誉的事不能耽搁。”
尽管如此,兄弟俩还是耽搁了一阵,这次是佩德罗·维卡里奥以为他哥哥在有意浪费时间。他们喝咖啡时,正值妙龄的普鲁登西亚·科特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