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世纪以来的诉讼材料全都积存在地板上。这座陈旧衰朽的殖民风格的建筑曾做过弗朗西斯·德雷克两天的指挥部，底层常被海水侵袭，一卷卷散乱的案宗漂浮在空寂的办公室里。我多次蹚着没过脚踝的积水，在那片漂着破损的诉讼卷宗的水塘里搜寻。就这样五年过去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找到了报告中掉落的三百二十二页记录，而整个预审报告应该有五百页以上。
没有一张纸上出现过预审法官的名字，但是可以看出他是个满怀文学激情的人。他无疑熟读过西班牙古典文学，略通拉丁文作品，非常了解尼采，那个时期法官读尼釆是一种风尚。页边的所有旁注看上去都像是蘸着血写成的，不止是因为墨水颜色的缘故。命运偶然呈现在他眼前的迷局令他困扰不已，因此预审报告里多次出现了抒情笔调的文字，偏离了他本该坚守的严谨的职业态度。尤其是生活竟然动用了这么多连文学都避讳使用的巧合，毫无阻碍地最终铸成这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这让他感到无论如何都不合情理。
然而最令他惊讶的是，经过费尽心思的审理，竟然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圣地亚哥·纳萨尔就是玷污他人声誉的肇事者，哪怕是蛛丝马迹的线索也没有。给安赫拉·维卡里奥出谋划策、教她欺骗新郎的女伴们一直声称，婚礼前她们就知道新娘有个秘密情人，只是她没有透露过那个人的姓名。预审报告中记录了她们的供词：“她只描述奇迹，却不肯说谁是圣徒。”而安赫拉·维卡里奥本人一直都不松口。预审法官旁敲侧击地问她，是否知道死者圣地亚哥·纳萨尔是什么人，她不动声色地答道：
“他是侵犯我的人。”
报告上就是这么写的，但没有写明是在什么地方、如何侵犯的。在只进行了三天的开庭审理中，民众代表一再坚称这种指控软弱无力。因为缺乏控告圣地亚哥·纳萨尔的证据，法官大惑不解，他勤勉的工作也在某些时刻因为失望而打了折扣。在第四百一十六页上，他蘸着药剂师的红墨水，亲手写下一条旁注：“给我一个偏见，我将撬动地球。”在这个心灰意懒的句子下面，他用红墨水画了一颗被箭刺穿的心，线条娴熟老练。和圣地亚哥·纳萨尔最亲近的朋友们一样，他也认为，被害人生前最后几个小时的举动足以证明他的清白。
临死前的那个清晨，圣地亚哥·纳萨尔没有显出片刻迟疑，尽管他十分清楚安在他头上的罪名会让他付出怎样的代价。他了解周遭世界的守旧古板，也知道那对孪生兄弟性格粗犷，无法忍受他人的羞辱。人们都不太了解巴亚尔多·圣罗曼，但圣地亚哥·纳萨尔对他足够熟悉，应该明白除了那套上流社会的做派，他跟任何人一样也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