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显得很焦躁不安。他要我保证不在法庭上说这句话，也不在预审法官那里说。我却向他解释说，我有个天性，就是我生理上的需要常常干扰我的感情。安葬妈妈的那天，我又疲劳又发困，因此，我没有体会到当时所发生的事情的意义。我可以绝对肯定地说，我是不愿意妈妈死去的。但我的律师听了此话并不显得高兴。他对我说：“仅这么说是不够的。”
他考虑了下。他问我他是否可以说那天我是控制住了自己悲痛的心情。我对他说：“不，因为这是假话。”他以种古怪的方式看了我眼，好像是我有点儿使他感到厌恶了。他几乎是不怀好意地对我说，无论如何，养老院的院长与有关人员，将作为证人陈述当时情况，那将会使我“极为难堪”。我提醒他注意，安葬那天的事与我的犯案毫无关系。但他只回答说，显而易见的是我从未与司法打过交道。
他很生气地走了。我真想叫他别走，向他解释我希望得到他的同情，而并非他的强硬辩护，如果我可以说的话，也就是自然而然、通情达理的辩护。特别是，我看出了我已经使他感到很不自在。他没有理解我，他对我有点反感。我挺想向他说明，我和大家样，绝对和大家样。但是，说这些话，实际上没有多大用处，而且，我也懒得去费口舌。
过了不久，我又被带到预审法官面前。当时是下午两点钟，这次，他的办公室亮亮堂堂的，只有层纱帘挂在窗口。天气很热。他要我坐下，很彬彬有礼地告诉我，我的律师因为“临时不凑巧”而不能来，但我有权对他提出的问题保持沉默，等我的律师将来在场时再回答。我对他说，我可以单独回答。他用手指按了按桌子的个电钮。个年轻的书记员进来了，几乎就在我的背后坐下。
我与预审法官都端坐在自己的椅子上。讯问开始了。他首先说人家把我描绘成个性格孤僻、沉默寡言的人，他想知道我对此有何看法。我回答说：“这是因为我从来没有什么值得说的，于是我就不说。”他像上次那样笑了笑，承认这是最好的理由，马上，他又补充了句：“不过，这事无关紧要。”他沉默了下，看了看我，然后，有点突如其来，把身子挺，快速地说了句：“我感兴趣的，是您本人。”我不太明白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也就没有回答。他又接着说：“在您的行为中，有些事情叫我搞不明白。我相信您会帮助我来理解。”我说其实所有的事情都很简单。他要我把那天枪杀的事情再复述复述。我就把上次曾经给他讲过的过程又讲了遍：雷蒙，海滩，游泳，打架，又是海滩，小水泉，太阳以及开了五枪。我每讲句，他都说：“好，好。”当我说到躺在地上的尸体时，他表示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