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以前之例，完全可以称“祖”。但乾隆表示谦虚，发下遗命，嘉庆帝只好遵从，故庙号高宗。所以曾国藩说：“此次大行皇帝遗命，惟第
条森严可畏，若不遵行，则与
朝家法不符，且朱谕反复申明，无非自处于卑屈，而处列祖于崇高，此乃大孝大让，亘古未有之盛德也。”(25)大行皇帝以身作则，贬抑自身，表明他对列祖列宗
崇敬，这种精神是值得效法。如果不遵行，那
不符合大清家法。
曾国藩这道奏疏辨理详明，逻辑严密，非常有说服力。咸丰皇帝看，十分佩服。如果不是曾国藩苦心思考，详加论辩，他咸丰很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留下不可弥补遗憾。曾国藩这道奏折也说服
满朝大臣，大家致同意这办。所以，这件事让咸丰对曾国藩留下深刻印象。
因为对曾国藩欣赏，也因为知道曾国藩这个人凡事认真，所以咸丰皇帝不断地给他加派新活，今天让他兼署工部侍郎，帮着处理工部事，明天又让他兼署吏部。到后来，曾国藩个人身兼五部，也就是兼任除户部之外其他几部“副部长”。这下，曾国藩就更忙。特别是到刑部后，繁重工作让他几乎都没有看书时间。他写家信说：
余至刑部，日日忙冗异常，迥不与礼部、工部、兵部相同。若长在此部，则不复能看书矣。(26)
也就是说，到刑部，可比以前更忙。刑部和其他几部可完全不同，事情太多。要是长在此部工作，以后就没时间看书。
如此勤奋，说明曾国藩想抓住新皇帝励精图治机会，多做些事情，为国家发挥更大作用。
新皇帝欣赏和肯定，让曾国藩大受鼓舞。在繁忙工作之余，他又连着上好几道奏折，给皇帝提很多建议。什《应诏陈言疏》《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多道奏疏，全面深入地指出大清面临种种危机、官僚体系存在诸多问题，呼吁皇帝大刀阔斧，加以彻底改革。
咸丰元年（1851）三月，曾国藩上《议汰兵疏》。曾国藩说，现在天下有两个最关键问题，是财政紧张，二是军队战斗力不行。现在“天下之大患，盖有二端：曰国用不足，曰兵伍不精”。社会动荡，四处用兵之际，军队问题是国家重中之重。军队现在最大问题是臃肿软散，不能作战。他说，广西有额兵二万三千，士兵万四千，但是现在遇到农民起义，“竟无人足用者”(27)。所以兵不在多而在精。曾国藩提出裁兵五万，这样每年节省饷银百二十万两，用来练兵。应该说，曾国藩这道奏折抓住当时军队问题关键，显示他经世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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