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他在给朋友
信中就以精卫自许，称自己行为是“精卫填海、杜鹃泣山”(7)。他这
生都在补天填海。在平定太平天国后，他没有日懈怠，紧接着就启动
洋务运动。他目标不只是延长王朝寿命，更要更新它精神，脱换它胎骨，让它有能力来应对几千年未有之重大挑战。而在他和其他所谓“中兴名臣”努力下，大清王朝也确实度出现欣欣向荣之态，史称“同治中兴”。
然而，并不需要太长时间，曾国藩就发现这个“中兴”基础并不牢靠。
平定太平天国后，曾国藩并没有任何沾沾自喜。曾国藩是个善于反思人，他生得力处在“悔”字。他曾经认为，经此创痛，清王朝统治集团应该能深刻吸取教训，清醒振作，奋发有为。1864年，曾国藩把攻南京时炸开城墙缺口修好后，在原缺口处立碑以记其事，铭其文曰：“穷天下力，复此金汤；苦哉将士，来者勿忘！”(8)显然，曾国藩此举目主要不在于为湘军表功，而是要求食肉者思考，为什
会发生这样大乱，如何才能避免大乱再次发生。“他想满清经过大患难之后，必能有相当觉悟。事实上同治初年北京，因为有恭亲王及文祥二人主政，似乎景象新，颇能有为。所以嘉、道、咸三代虽是多难时代，同治年间清朝确有中兴气象。”(9)
然而，并非人人都是曾国藩。曾国藩不久以后就发现，整个统治集团并没有痛定思痛、脱胎换骨、重造国家愿望。大乱平息之后，大清王朝很快就恢复偷惰苟安老步调，大乱虽平，但是整个王朝吏治仍然不清，民生仍然困苦。
同治六年（1867）六月二十日，刚刚从“剿”捻前线回任两江总督曾国藩听到人聊起北京情况，完全不是中兴气象，而是末日景象。曾国藩听后忧心忡忡，当天晚上与幕僚赵烈文有过次私下谈话。赵烈文日记记载说：
初鼓后，涤师（指曾国藩）来畅谭。言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10)
也就是说，晚上老师曾国藩来
这里畅谈。他说，北京来人，说首都形势非常不好，经常发生明火执仗抢劫案。市面上乞丐成群，有妇女甚至光着身子，连裤子也没有。民众穷困已极，恐怕再有大变，怎办？
赵烈文其人知识广博，遇事深思。他对曾国藩说，种种现象表明，大清王朝寿命不会太长，满打满算能再维持五十年就不错。
余（赵烈文）云：“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自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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