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受挫折越来越多,乾隆皇帝越来越理解父亲选择。他发现,并不是父亲不愿意宽大,而实在是官僚集团不容他宽大。他过高地估计官僚集团品格。经过元代蒙古人高压,明代太祖皇帝挫辱,清代开国过程中屠杀,中国官僚集团素质和心态已经大大不同于唐宋时代士人,他们整体上放弃人格尊严,放弃社会理想,蜕变成唯利是图“奴才”。乾隆发现,旦他把这些饱读诗书“大人先生”们准确定位为奴才,在他们面前悬起官爵和财富,同时收紧绳索,举起皮鞭,以“法”“术”“势”来统驭他们,切就迎刃而解。
乾隆十三年政治风,bao,确实并非偶然,乾隆已经给出过多次警示。早在即位不久,他就说过:“若视朕之宽而任属员欺蒙,百弊从生,激朕将来不得不严之势,恐非汝等大员及天下臣
种因素推动着乾隆逐渐对自己“宽大之政”展开反思。乾隆五年,他写这样首诗:
念予志学时,所慕君子儒。
诗亦尊李杜,文亦宗韩苏。
要归践履实,圣言非诬。
即今持治柄,岂不慕唐虞。
措行始知艰,虑为空言徒。
裁诗铭座右,庶几日警吾。(《御制诗初集》)
就是说,当初他上学时,学习是中规中矩儒家治道,信服圣人思想,并要付诸实践。做皇帝,本来也想学尧舜,可是实行段时间之后,才知道世事艰难,也才明白儒家理想有相当部分不过是“空言”。
在政治高端摸爬滚打几年,他终于掌握专制权力运作真谛:在专制政治中,皇帝个人是“主”,其他所有臣民都是“客”。想委托客人治理好家庭是不可能。寄希望于*员们责任心和荣誉感,期望君臣共治,是政治不成熟表现。他回顾康、雍、乾三代统治,总结说:“由此观之,数十年来,国家全依靠们三代皇帝以人之力竭力主持,小心把握权柄,才使国家政治直在轨道上运行。或者遇到是庸常之主,精神力量不能总揽国政,那国家必然陷入混乱之中。”
即位十余年来,乾隆皇帝给官僚集团整体打分越来越低。他认定,从整体上看,*员们行为基本出发点都是自私。他曾说:“诸臣之趋承惟谨者,多出自私自利之念。”他们遇事毫无定见,只知做表面文章,迎合讨好皇帝。乾隆皇帝之政治原则是宽严相济,然而到*员那里,则变成要宽要严,毫无原则,“朕于事之应宽者,宽二事,则诸臣遂相率而争趋于宽。朕于事之应严者,严二事,则诸臣遂相率而争趋于严”,并不问宽严之由,“人未改面貌,两事迥异后先,人心不古,何至于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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