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六年（1741年），户部宝泉局，也就是相当于今天财政部印钞厂
两千多名工人，因反对工头克扣工资，停炉罢工。步军统领衙门出兵弹压，工人们“俱登厂内土堆，抛砖掷瓦喊叫”，官兵竟向手无
也越来越普遍。由于农民普遍贫困化，越来越多人种不起地。乾隆十二年（1747年），河南罗山县农民集体抗税，“刁徒七八百人各执木棍铁锨等物，并挟有草束，又复前来，公行叫喊，奉旨不完钱粮，不许差役催追旧欠”。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江苏江阴县也出现大规模抗税斗争，“是年秋，邑大旱，有司不以上闻，征税如故，西乡民相率哄县堂，人挟苗
束委弃庭中，顷刻山积。阍者以大言吓之，几至激变”。
虽然在经济上对农民、特别是贫民慷慨大度，但是在政治权利上，乾隆却是有史以来最为吝啬严苛皇帝。他全力维护农民生存权乃至温饱权，但是绝不允许农民有政治表达权。
因为统治者最热爱是稳定，而维护稳定最核心手段则是维护纲常。旦纲常紊乱，则统治者必然受到威胁。
所以，乾隆对于老百姓，有着对比鲜明两副面孔：
对于安分守己“良民”，他“视如赤子”。
对于不守本分“刁民”，他则视如仇敌，必欲除之而后快。
应该说，民众斗争风起云涌是清王朝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种必然表现。经济总量扩大，经济结构变化，必然造成经济冲突和经济纠纷日益增多。在经济发展同时，民众政治意识、权利意识也同步觉醒，社会上出现些自发维权组织，这本是个正常社会现象，也是政治文明发展个难得契机。
乾隆年间，在地主与佃户经济冲突中，佃户们表现出越来越多组织性。他们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相互联系，用演戏、赛会、歃血、结盟方式团聚起来，有组织地和地主进行斗争。有地方出现
铁尺会、乌龙会、长关会等组织。乾隆十八年（1753年），福建邵武佃农杜正祈等“结无赖子数十人，屡与田主搆难。恃拳勇，入市强横，久之党渐众，遂阴蓄异谋，人给铁尺，号铁尺会”。有地方还设立会馆，推举佃长，甚至组织武装，与地主们公开对抗。中国民间社会自
组织性发展到个新阶段。
面对这种形势，乾隆第反应是恐惧。
在乾隆看来，“涓涓不绝，将成江河，萌芽不剪，将寻斧柯”。在乾隆时代，切民众聚集事件都被视为敌对事件。为防微杜渐，他必须在“群情汹涌之初”，“擒首恶以儆余凶”。乾隆规定，严禁民间结盟、罢市、聚众殴官，如果至四五十人，那
“不分首从，即行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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