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拯救，他们必将毁灭。”新教推崇勤勉这
品质，认为饥饿和贫困是上帝对懒惰者
无情惩罚。[10]
儒家文化则更为入世，它不追求虚无缥缈来世，而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它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种刚健进取奋斗精神，与新教伦理有异曲同工之处。事实上，如今生活在世界各地海外华人，正在生动地向世界展示华人强大竞争能力。比如高晓松在视频节目《晓说》中讲，在硅谷打工华人，如果3年还没有升职，就会感觉不满。而印裔工程师30年不升职，仍然心平气和。秉承这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精神遗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也表现出强烈创新求变意识。
与清教和儒教比起来，通行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及法国殖民地天主教文化，则是种中世纪性格宗教，它宣传在现实生活中受罪是件好事，是未来获得永恒拯救前提。既然凡事上帝已经天定，努力也改变不
自己命运，既然切都托付给上帝，索性就万事不着急。因此天主教文化圈时间观念比较淡薄，能拖就拖，有人将之戏称为“明日文化”。“对每个要求，西班牙人总是回答以快乐明天。”[11]因此，以儒教文化人口为主体国家和地区，除少数几个国家，现在都已经完成现代化。这些实现现代化儒教主体国家和地区共同之处在于，既拥有儒教文化培养出来勤奋进取，同时又拥有借鉴自西方法治环境。
因此有些人，比如新儒家学者，强调这些国家和地区崛起过程中儒家文化重要性，认为儒教文化是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现代化成功根本原因。当然，也有些人不同意这点，而是强调法治重要性，比如李光耀说：“新加坡成功关键，是英国人留下法治制度，而不是什
儒家文化。”而比较公允看法是，这两方面都很重要。
六
中国从秦到清历史表现为强烈路径依赖。所谓路径依赖是指“旦个国家或地区沿着种轨迹运动，逆转成本是非常高昂。也许会有其他选择点，但是定制度安排堑壕阻碍对初始选择轻易扭转”。通俗地讲，其实就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能相信个40多岁人，会在夜之间改变他生活习惯和为人处世态度吗？早在秦统六国时候，中国就完成“初始选择”，直到清朝都无法摆脱这个刚性轨道。“早熟国家历史遗产不仅使后来中国发展形成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路径，也使其形成不同于大多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路径。”[12]
每个民族发展道路，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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