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堡肉联厂贺海川和宁民也进脏器生化车间,帮杨锐操纵数量众多大型设备。当然,说是大型,最多也就是几十升容量装置罢,80年代生物制药公司,处理能力普遍不高。
他们听杨锐和特拉普对话,基本是听天书感觉,有翻译帮忙也是样,到实验开始,二人还是没有搞明白整个循环运转体系,只能像是何成和姚尺样,做某个局部工作。
杨锐设计辅酶Q10生产线需要10名工人,现在算上他自己有5个,虽然仅有总数半,勉强却也够用。
这种运行效率也正是英国人所看重,他们都不耐烦管理大量工人,十名工人加名脱产干部组合,非常符合其预期。
西堡肉联厂方面比较无所谓,从内心里,他们其实是希望增加工人数量,这样也就有更多编制。但从另方面讲,他们承担着制药工厂工人培训和工人管理任务,越多工人数量,也就是越多压力。
十倍也不稀罕。
不过,进入制药公司通常意味着不再继续基础性研究,对于做半辈子类似项目教授们来说,这并不定是令他们高兴决定。
80年代以前,大部分欧美研究者是安贫乐道,正如中国研究者样。然而,里根时代美国和欧洲,却慢慢变功利化和金钱化。社会评价成功者原则也变成能否赚到钱,而非社会贡献。
可以说,自80年代以来,发生在中国社会价值观庸俗化并不是中国独有,而是世界性。
60年代或者70年代,若是有国际生物研究会议,与会老朋友会谈自己实验和理论,并不多谈实验室条件和收入薪金,但到80年代,情况颠倒过来,老朋友们总是在谈论实验室条件和薪金,它们似乎也比实验和理论更能证明成功,或者说,实验室条件和薪金重要性,在慢慢超过纯理论价值。
原来西堡肉联厂脏器生化车间就是个班组二十多人
特拉普首席技术官依旧保持着做教授时严谨,看过杨锐实验准备与实验设计,又检查他安装设备,才退出脏器生化车间,让杨锐和他实验助手自己操作。
近百页翻译文献,看起来也不轻松,特拉普也算得上尽职尽责。
而更让他感兴趣显然是杨锐本人。名中学生,能够撰写学术文章,在世界范围内不能说稀罕,每个国家都有不少早熟少年,可是,能看说明书,就帮工程人员安装先进设备少年,显然是非常少见。因为这更多是经验问题。
特拉普因此问好些个问题,得到相对满意,却不是真正满意答案。
想来,也只有这种时候,特拉普才能重新找回教授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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