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教授们脾性也是不同。
有人喜欢收礼,有人见不得送礼。
有喜欢收礼,只要字画古玩之类雅物,也有喜欢收礼,只喜欢现金或黄金,也有喜欢烟酒糖茶以证明自己是“礼尚往来”,还有人,既喜欢硬通货,又不愿意要太明显现金或黄金,那就只好送些首饰玉器之类东西。
自然,专家教授中也不乏清廉高贵者,此类人中好打交道,只要提前约见,或有熟人介绍,就很容易见面,有不好打交道,干脆是不收礼也不见面,切全凭他本人决定。
杨锐倒是喜欢最后种人,节省时间不说,结果也更客观。
在中国,北大是最早设立生物专业学校,因为各种优势地位俱全,北大生物系学生,继续从事学术和教学亦是非常之多,有许多就职于包括清华中科院等流院校中。
校友间联系,学校间联系,实验室之间联系,使得蔡教授只需要几个人帮忙,就能联络到任何名有资格做成果鉴定委员会委员学者。
根据不同学者性格,杨锐又分别准备礼物,然后在名或两名教授带领下,前往拜见。
拜见除送礼,最重要目,是让杨锐和教授们见面,继而有机会说明自己工作和研究。
这点,对于学者们,尤其是不知名青年学者尤其重要。
蔡教授对此却嗤之以鼻,说:“做决断人,最忌偏听偏信,要是只听面之词,很容易就做出错误决定,但不听面之词,不等于说不听人言,全凭其个人决断,说起来简单,别人做两三年甚至七八年研究,他眼就能看穿?真要是有这样人,们把他供起来算,大家就听他号令,省下多少功夫?四个现代化说不定转眼就实现呢。”
杨锐有点苦中作乐地笑道:“最起码,他会自己看下申请人论文,还有申请书。”
能够入选成果鉴定委员会委员,都是业内大拿,背后少说要背个牛字。
这样专家都是极其忙碌,巨量工作占据大量时间且不说,就是有空闲,用脑过度学者们也宁愿休息,而不愿浪费时间在青年学者身上。
因此,如果杨锐不找人引见,他是很难见到这些专家们,霍然闯入人家实验室里毛遂自荐,也容易适得其反。
而若是不提前见面,到时候,鉴定委员会召开,很多不负责任委员很可能根本没有看过你研究,凭空投票,冤死也只能怪自己。
或许有更好体制能解决这样问题,但就杨锐所知,更好方法不仅没有出现,此类情况还有所蔓延,比如考研考博学生,就往往面临见导师问题,仿佛次提前面试似,有没有提前见过导师,区别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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