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90年左右，东南亚各国都建立了相应的药品审查机制，中药以往的玩法就不好实现了。
对胡池这样的领导来说，他对FDA啊，西药啊之类的单词，是又恨又怕。
这种感觉有点像是中国足球面对五大联赛和世界杯，一方面，他是迫切的想要入局，另一方面，决定入局关键的又不是自己。他除了拼命的了解情况，发布一些没什么卵用的命令之外，剩下的就只能是宣传足球来源于蹴鞠，我们大宋年间曾有蹴鞠高手，以球入道，直达天听……
西地那非通过了FDA的审查，就相当于有球员进入了英超豪门，卖的好，就等于是成名了，胡池自然是想要了解细节。
他想知道，杨锐就介绍。
“西地那非在北美的售价是7美元，去掉成本，我们每粒大概能拿到五块左右的毛利润，这个主要是绿石角承担了前期的很多成本，他们想拿下西地那非的全球销售代理，就愿意承担的多一点……”杨锐手里拿着报告书，并没有打开，而是复述似的给胡主任介绍。
胡主任是化药振兴办公室的主任，算是华锐的一个主管单位了。
当然，杨锐也可以向卫生部的药监局等部门做汇报，但那是没必要的事儿，人家也不好意思听。
胡主任就听的非常之认真了。
新药究竟是怎么回事，在杨锐之前，国内真的是没有什么经验的。
他先是说了临床三期和临床四期的审查过程，又说了与辉瑞的后期交涉，然后谈绿石角的合同与销售政策，接着才是西地那非在市场上的表现，以及回笼
别看国家每年批准的药品那么多，但是，去掉仿制药以外，剩下的都是中成药。中成药赚钱就只能靠国内了，赚的是最没意思的钱。
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国家还有出口中成药到东南亚和港澳的，八十年代以后就很少了。主要原因，可以说是很多文化因素的影响，其中不可避免的还有FDA的影响。
在FDA以前，欧美的药品质量其实也不怎么样，吃死人不常有而吃残人常有，能治疗的疾病也不多，许多常见病都是无能为力的，尤其像是癌症类的绝症，服用西药和中药，生存时间都差不多，基本都靠个人体质和精神。
但在80年代以后，西药在常见病上的水平明显上了一个台阶。从科研的角度上说，就是二战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尤其是成长于基因学时代的学者们，所研究的生物学技术，终于开始应用于民生领域了。例如达尔贝科在70年代搞的癌症攻克计划，虽然是宣告失败了，可10亿美元也不是纯粹浪费的，这些钱产生的研究成果，在80年代到90年代，终于是陆陆续续的出炉了。
有了这样的科研基础，西方的强势政治才有了发挥的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