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对残忍本身爱好,他认为残忍是可怕、迷人。然而,更多时候,这种纯粹虐待狂,倒是被功利主义、神学或国家主义催逼出来。法官们为让顽抗证人松口会折磨其身体,或施加其他压力;牧师们为惩罚异端,引诱他们改变信仰,也会这做;同样,面对被怀疑为反z.府人士,秘密警察也以此手段逼使他们坦白。
在希特勒治下,折磨以及随之而来种族灭绝,皆施加于那些他认为生物学上异端——犹太人。身为个年轻纳粹,需在死亡集中营中当班,照希姆莱[1]说法,这是“最好教化,使其明白低劣生命和次等人究竟是何物”。在维也纳贫民窟里,年轻希特勒重拾反犹主义信条,且终身不曾放弃,因此,原本是宗教裁判所用来对付异端与巫女种种手段,后来统统死灰复燃,就是不可避免。
可是根据巴甫洛夫发现,和精神病医师在治疗战争神经症中所获知识来看,理论与实践之间似乎显出可怕、怪诞时代错乱。
其实,无需身体折磨,只要用上野蛮且无人性些手段,就能够产生充分压力,足够令人大脑彻底崩溃。
不管早年发生过什,至少目前很可以确定,不发达国家警察并未广泛使用折磨这手段。他们不是从宗教审判官或党卫军那里,而是从生理学家和系统性条件反射实验中动物身上激发灵感。对于独裁者和他手下警察们来说,巴甫洛夫发现具有重要实践启示,因为如果条狗中枢神经系统可以崩溃,那政治犯中枢神经系统样可以崩溃,他们需要做,仅仅只是给政治犯们施加足够压力,持续足够时间。承受此等压力之后,犯人们会变得神经衰弱或歇斯底里,他们随时准备向其抓捕者坦白,泄露切。
可是坦白是不够。个无可救药神经患者对任何人都是无用。聪慧、务实独裁者可不需要把个病人纳入组织里,而是需要为神圣事业服务变节者。独裁者再次转向巴甫洛夫,他解到,在即将崩溃之际,狗比任何时候都易受影响,如此来,新行为模式轻易就建立起来,而这些新行为模式,看起来是不可根除。动物旦被植入新行为模式,其条件反射便不能消除。在压力之下学会东西,将在它性格中烙下不可磨灭痕迹。
有很多种制造心理压力方式。当刺激极其强烈时,狗会变得卧立难安;过度延长刺激与常规反应之间时间间隔,狗就会表现出焦虑情绪;如果与先前建立条件完全相反,狗在受到刺激时脑子会片混乱;如果刺激超过这条狗已经建立条件坐标系,它会茫然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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