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入神地观看他们的青年时代，想到属于自己的青春岁月，1969年初，我去东北嫩江落户，在家信里多次描述大批犯人就在眼前割麦、整队押上高度戒备卡车的经历。但父亲的复信里，对这些我备感震惊的细节都不予回应，一直到了近期，看他1942年狱中通信、1953年调查监狱制度的报告，才有所了悟——我当年强调的那些景象，在他是完全清楚的，完全懂得这些内容；也包括一直到了最近，我才看清了母亲在她的青年时代，曾也和我当年那样，早起晚归，终日劳作，做了那么多繁重的农活。
他们的时代，有他们的“阅读”与“写作”，意味深长的词语重合。比如“浙西”，他们先后见到来自这特殊地方的人员；先后在不同时空里被“打手心”；先后去赫德路居士林“觉园”流连；在1938年杭州“国军”军训，或1950年华东军政治大学期间“打绑腿”——那些遥远的黎明时刻，天刚蒙蒙亮，他们先后在催促声中匆忙起身……我则是要延续到更晚的1970年，一般是半夜一两点钟，哨音大作，起床起床！紧急集合！黑暗中，睡眼惺忪中，穿衣穿鞋，整队报数集合，跑向了雪原，寒夜上空不时闪动信号弹的蓝光——这都是苏联特务潜入边境所为吗，但我们始终扑空，后据说终于有人找到了一种（空投？）定时发射装置……在无数黎明前那些难忘黑幕里，我们在雪中迅跑，吐出白绸一样的热气……
一些简单的词语，如频繁出现的“写交代”“写申诉”，会油然融入到我少年时期的记忆碎片里，也重叠在杨德昌电影中的那位难忘的父亲身上，我一直记得在影片的“咝咝”声中，那个长期独坐不动的寂寞背影。
我曾借用小说对话，重现当年询问父亲的内容，问他为什么不去做工，为什么不做上海码头工人，如能这样，我家现在就是工人阶级成分了……
1987年，父亲在《日瓦戈医生》封三的白页上写：“……反映当时的动荡，饥饿、破坏、逮捕、投机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沮丧，都是事实，但作家的任务是什么呢？知识分子决不是沮丧和黑暗的。”那个时期，我一直在写小说，我总觉得这些字是他为我写的，他一直对我的写作和以后的编辑职业忧心忡忡。
本书范围止于1965年，是考虑之后景况，有太多的共同经验——书中某些细部，实也溢出了篇幅，总之，三种记忆和叙事、引文、解释不厌其烦，包括极为繁复的编排过程，让我懂得，即便再如何拓展蔓生，作为个人，总徘徊于独自的情感和视野里——人与群的关系，人与史的碰触，仿佛一旦看清了某些细部，周遭就更是白雾浑茫……万语千言，人只归于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