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大概桃李满天下,”吴振铎笑道,“从前你还发过宏愿:要造就千个学生。”
“千个倒没有,”吕芳也笑起来,“两百总有吧。当然,那是刚回去那几年事,那时倒真是干劲十足,天天早六点钟便爬起来骑脚踏车去教书去。中国学生实在可爱!上海冬天冷,教室没有暖气,那些学生戴露手指手套,也在拼命地练琴,早上去,个音乐学院都是琴声。有个最得意学生,给派到莫斯科去参加比赛,得到柴可夫斯基奖第二名,跟美国VanCliburn只有半分之差!真感到骄傲,中国人钢琴也弹得那好——可惜那个学生在‘w.g’时让红卫兵把手给打断。”
“是吗?”吴振铎微微皱下眉,“也听闻些红卫
“她弹肖邦,手重得很,”吴振铎皱起眉头,“而对她说:‘肖邦让你敲坏啦!’”说着吴振铎跟吕芳都笑起来。
“你呢,吕芳?你先生呢?他是什人?”
“巧得很,先生也是个医生,外科医生,留英。”
“哦?他也跟你块儿出来?”
“他老早不在喽,死快八年。”
那加些牛奶跟糖好?”吴振铎夹两块糖放到吕芳咖啡里,又替她倒上牛奶,自己才斟杯,在吕芳对面沙发上坐下来。
“吕芳,讲讲你故事来听吧!”吴振铎望着吕芳微笑道,“你信上什也没有说。”
吕芳笑笑,低下头去,缓缓地在啜着热咖啡。
“你要听什?”
“什都要听!这些年中国发生这多事!”
“吕芳,”吴振铎凝望着吕芳,“们都走好长段路。”
“路走得才远呢!”吕芳笑道,“兜大圈,大半个地球,又回到原来地方,那天经过朱丽亚,时好奇,走进去,有人在练歌剧,唱茶花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又回到纽约来。”
“吕芳,这些年你到底在哪里?你消息,点也不知道!”
吴振铎把那碟英国什锦饼干捧起来递给吕芳,吕芳拣块夹心巧克力,蘸下杯里咖啡,送到嘴里,慢慢咀嚼起来。
“大部分时间都在上海,回去后,他们把派到上海音乐学院去教书。当然,其间全中国都跑遍,最远还到过东北去呢。”
“那还得!”吕芳呵呵笑起来,“那样三天六夜也讲不完!先说说你自己吧!你这位大医生,你太太呢?”
“她是美国人,美国犹太人——跟她已经分开。”
“哦!是几时事?”
“两年,她也是弹钢琴,还是你们朱丽亚呢!不过,她琴弹得没有你好。”
“你说说罢咧。”吕芳摇着头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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