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却不约而同地成了“谪仙”，由天上的仙境（上海）到了落魄的人间（纽约），是她们共同的人生轨迹，在纽约她们或在自毁自弃中走向死亡，或在自甘堕落中沉沦挣扎。李彤和黄凤仪的身世巨变，固然由国内政治形势的天旋地转而来，可是在上海（台北）和纽约的城市对比中，作者似乎也隐隐然给我们一种暗示：对李彤和黄凤仪而言，上海的繁华是她们的，而纽约的热闹却与她们无关；她们在上海时是中国（蒙古）的“公主”，到了纽约却变成了风尘女郎1。从上海到纽约，她们跨越的不仅是太平洋，更是天上人间的界限——在天上她们是主人，到了人间她们却成为消费品。《谪仙记》、《谪仙怨》中的李彤和黄凤仪，在上海（代表中国、东方）和纽约（代表美国、西方）这两个大都市中不同的人生和命运，或许并不是偶然，如果联系同时代的吴汉魂在芝加哥（《芝加哥之死》）和依萍在纽约近郊安乐乡（《安乐乡的一日》）的人生境遇，不难看出，白先勇笔下的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到了国外成为“世界人”的时候，他们的困境基本是一致的。
这也就是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白先勇，在展示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时候，是持了一种强烈的国族（中国）立场的，站在中国的角度看，那时候来到纽约（芝加哥）这样的美国大都会的中国人，遭遇的是一种放逐，一种谪仙，和一种人生的巨大落差。《台北人》中的钱夫人们从桂林、上海和南京来到台北，是国内政治斗争的结果，我们从中看到的是同一个国度中的不同人群（跟随国民党来台的一群）的命运；到了《纽约客》中的李彤们，她们从上海（台北）来到纽约，原因可能还是国内政治斗争的结果，可反映的却是同一种人群（中国人）在不同文化中的命运。因此，如果把白先勇在《台北人》中的立场，概括为站在失败者的一边，同情那些来台的大陆人的话，那么在《谪仙记》和《谪仙怨》中，他则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对在中西文化夹缝中失魂落魄、沉沦堕落的“谪仙”们，寄予了深深的悲悯。值得注意的是，当《谪仙记》中的李彤辗转在一个又一个外国男人之间，《谪仙怨》中的黄凤仪成为外国男人的性消费品的时候，其中的男女关系，已然隐含了“东方/女人/弱势出卖者”对“西方/男人/强势购买者”的二元对立框架，这使《谪仙记》和《谪仙怨》在某种意义上讲，成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华文文学中最早隐含（暗合）文化殖民论述的两篇作品（李彤和黄凤仪象征了东方弱势文化，而西方男性则象征了西方强势文化，男性对女性的占有，也就带有了文化征服的意味），而白先勇对李彤和黄凤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