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而这类人在美国又最恰以表示中国人“流离”之哀，可见选择人物来反映晚近中国
时代悲剧，是白先勇经过千思万虑而决定。这
决定当然是适当。
选取叙事观点又怎样呢?这篇小说中叙事观点是这个眼睛看着、耳朵听着人是谁?那是个后辈，是两个主角大伯、表伯“侄儿”。因为他们有亲戚关系，所以听长辈来讲当年故事，乃特别有亲切感，而他是后辈，对这些惊心动魄故事在似识未识之间，所以在亲切感当中又有某种客观距离，这种距离反而能增加可信性，对读者更有说服力。
这篇小说叙事观点选择，有个巧妙窍门，便是既缩短距离又拉远距离，恰到好处。就像电影中镜头拉得准确，达到最适当传达形象、感觉、感情效果。
般来说，第人称观点，是最近距离，是比较主观，但小说中这个“
”齐生却是“客观“，因为他直在“旁听、旁观”，有拉远距离作用；反而叙说当年故事老人，表伯鼎立和大伯罗任重这两个“他”，成
主观者，代替“”身份，又拉近距离，白头宫女话天宝，无限辛酸、委屈、沉痛，对自己数十年来际遇申诉。这个“他”、“”互换位置和功能手法，是很值得们欣赏。
白先勇选取这两个人物，不光是因为他们饱经忧患，背负着近数十年中国变局历史，而是他们身份和际遇，有强烈“反讽性”，而这种“反讽”，恰恰又是中国时代反讽。连串错位，悲惨而可笑，壮烈而荒诞，是国共两党“g,m”之争写照。
大伯原是国民党军官，是屡立战功抗日英雄。抗日之外他也帮国民党杀**党及大抓反国民党“m;主人士”，也抓过这位表弟，他说：“你表哥这生确实杀不少人。那时奉萧先生命令去杀人，并没有觉得什
不对，为国家嘛。可是现在想想，虽然杀都是汉*、**党，可是到底都是中国人哪，而且还有不少青年男女呢。杀那些人，唉——看也是白杀。”
但这个国民党忠贞分子，先是在抗战胜利后不肯同流合污去做“五子登科”“劫收”勾当，被国民党同志诬陷，指他在坐伪z.府监狱时有“通敌”之嫌。后来到台湾，“因为人事更替，大伯耿直固执个性，不合时宜，起先是遭到排挤，后来被人诬告状，到外岛去坐两年牢。……”
如今落得在旧金山摆个旧书摊，身病，穷愁末路，担虑着客死异乡无以为葬悲哀。
表伯这个人又怎样呢？
他是知识分子、m;主斗士，抗战胜利后目击国民党*员贪污腐化，竟同情起**党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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