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也许有必要再回到爵爷对待犹太人的这个问题上多说几句，既然排犹主义的这整个问题，我意识到，近来已经变得如此敏感。尤其是，让我在此澄清一下外界有关达林顿府绝不雇用犹太人的传闻。既然这一指控直接就落在我本人的管辖范围，我也就能有绝对的权威予以批驳了。在我服侍爵爷的这全部的岁月当中，我的雇员里面一直都有很多的犹太人，而且我要再补充一句的是，他们从来都没有因为其种族的缘故而受到任何不同的对待。你真是猜不出这些荒唐无稽的指控到底所为何来——除非，这是非常荒谬可笑的，它们全都源自三十年代初期那短暂的几个星期里发生的几件完全无足轻重的小事，在那段时间里卡罗琳·巴尼特太太曾对爵爷拥有过某种非同寻常的影响力。
巴尼特太太是查尔斯·巴尼特先生的遗孀，当时四十开外——是位非常健美端庄，有人也会说是光彩照人、魅力四射的女士。她拥有聪颖无比、令人敬畏有加的盛誉，在当年，你经常能听说她是如何在宴会上就当今某个重大问题将这位或是那位饱学之士羞辱得无地自容的传闻。在一九三二年的大半个夏季里，她曾是达林顿府的常客，经常跟爵爷一谈就是几个钟头，就重大的社会或者政治问题深入地交换意见。我记得，也正是这位巴尼特太太，曾带领爵爷数度深入伦敦东区最贫穷的地段，进行“有向导引领的视察工作”，其间，爵爷曾亲自实地访问了那些年间很多身陷赤贫境地的人家。这也就是说，巴尼特太太极有可能在促使爵爷越来越关心我们国家的贫困问题上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如此说来，她对于爵爷的影响也不能说全都是负面的。不过当然了，她是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领导的“黑衫党”组织的成员，而爵爷与奥斯瓦尔德爵士仅有的几次接触也就在那年夏天的几个星期之内。我猜想，应该就是在这短短的几周里发生在达林顿府里的几桩完全不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给那些荒唐无稽的指控提供了完全站不住脚的所谓依据。
我将其称为“事件”，但其中有一些根本就不值一提。比如说，我记得在一次晚宴上听到他们提到某一份报纸，爵爷对此的反应是：“哦，你们说的是那份犹太宣传单啊。”同样还是在那段时期里另有一次，我记得他指示我不要再给某个定期上门募捐的当地慈善组织捐款，因为其管理委员会“或多或少都是犹太人组成的”。我之所以记得这些确切的表达，是因为当时乍听之下我真是大为惊讶，爵爷此前可是从未对于犹太民族表露过任何的敌意。
再后来，当然就是终于出了那档子事。有天下午爵爷把我叫到他的书房里，起先只是一些大而化之的闲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