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波皮耶尔斯基失去了信仰。他没有停止信仰上帝，但上帝及其余的一切都成了某种缺乏表现力且单调的东西，就如他那本《圣经》里的插图。
当佩乌斯基夫妇从科图舒夫乘车到来的时候，当他每天晚上玩惠斯特的时候，当他谈论艺术的时候，当他盘桓于自家酒窖的时候，当他修剪玫瑰的时候，他觉得一切正常。当他闻到衣柜里飘散出的拉芬大熏衣草香味儿的时候，当他坐在自己的橡木书桌边，手里握着金黄色笔杆的自来水笔的时候，当晚上他妻子给他按摩疲乏的后背的时候，他觉得一切正常。可只要他一出门，只要一离开自己的家到别的地方去，哪怕是到耶什科特莱肮脏的市场或是到附近的村庄，他的肉体便会失去对世界的承受力。
他看到那些坍塌的房屋、腐朽的篱笆、那些被时间磨光的铺路的石头，心中就思忖：“我生得太晚了，世界正在走向尽头。一切都玩儿完了。”他脑袋胀痛，视力减退。地主觉得，看什么都比先前昏暗，脚也冻僵了，某种不确定的疼痛穿透了他全身。只有空虚和绝望。哪里都找不到救援。他回到府邸，躲进自己的书房——这样似乎可以在一段时间里制止住世界的崩溃。
然而世界却依然崩溃了，是的，崩溃了。地主为了躲避哥萨克匆忙逃跑，回来后看到自家被洗劫的酒窖，便充分意识到这一点。酒窖里的一切都遭到破坏，酒桶被砸碎，被劈坏，被践踏，被倒空。他去检查损失，踩在淹至足踝的葡萄酒里。
“毁灭和混乱，毁灭和混乱！”他喃喃说。
他躺在遭到洗劫的家中床上，心想：“世界上的恶是从哪里来的？上帝既然是善良的，为什么允许恶存在？莫非上帝不是善良的？”
国家发生的变化成了医治祖传忧郁症的良药。
一九一八年，百废待兴，要做的事多如牛毛，但无论什么都不像行动那样有效地医治忧伤。整个十月份，地主都在逐步开展社会工作。到了十一月份，忧郁症便离他而去，他处于忧郁的另一端：现在为了变革，他几乎连觉都不睡，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他走遍全国，访问了克拉科夫，他见到这座城市宛如从梦中醒来的公主。他组织了首次的议会选举，成了几个协会、两个政党和小波兰鱼塘主联合会的创建者。翌年二月，小宪法通过的时候，地主波皮耶尔斯基患了感冒，重又待在自己的卧室里，躺在自己的床上，脑袋冲着窗口——他又回到了自己原先出发的地点。
他从得肺炎到康复，犹如经历了一次远游归来。他读了很多书，并且开始记日记。他渴望跟某个人交谈，但他周围所有的人在他看来都是平庸无味、缺乏吸引力之辈。他吩咐将藏书室的书籍和邮件送到他的床前，还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