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人》从没想过要写来给人读，它只是为了给人看的。像许多风流韵事一样，它始于一张餐桌，令人头痛地延续到了许多地方：维也纳、威尼斯、拉韦洛[1]、伦敦、圣莫尼卡[2]。
我觉得，对于大多数小说家而言，会在头脑中或笔记簿里对某些故事的最初想法进行酝酿，这些想法最后也一直没有被写出来。有时候某人会在多年以后重新检视这些想法，然后遗憾地发现，它们一度是不错的想法，然而现在已经时过境迁。许多年前，我曾经在一个信封的封瓣上写下过这样一个开头：“一个礼拜前我跟哈利做了最后的告别，他的棺材被放入了二月的冻土中，因此当我在斯特兰德街看到他夹在一大堆陌生人中与我擦身而过，没有流露出任何认识我的迹象时，我心中将信将疑。”我跟自己创造的主人公一样，并没有朝着哈利追上去，因此在亚历山大·柯达[3]爵士要我替卡罗尔·里德写一部电影——作为《堕落的偶像》的延续——时，我除了这段开头之外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奉上。尽管柯达爵士说想要拍一部关于四强割据维也纳的电影，其实心里是想让我把哈利·莱姆的故事再写下去。
对我来说，要我不先写一个故事就直接写电影剧本几乎不可能。即使是电影，其依赖的也不仅仅是情节，还要有适度的人物塑造，要有情绪和氛围，而这些要我一上来就以电影剧本那种干巴巴的速记方式来体现，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另一种媒体中再现某种效果可以做到，但要以剧本的形式完成最初的创造却做不到。必须得有更多的材料才能找到感觉往少里去写。因此，《第三人》尽管从来没想过要出版，也必须先写成一个故事，然后才可能进行那过程看似没完没了的从一种处理方式向另一种处理方式的转变。
我和卡罗尔·里德密切合作，一起动脑筋琢磨这些处理方式，每天在地毯上踱来踱去，彼此把场景演给对方看。没有第三者加入过我们的会议，靠的都是两个人之间头脑清晰的思维碰撞。小说家当然觉得小说是处理某个特定主题的最佳方式，对于将其变成电影或戏剧的许多必要改动忍不住会产生反感。但是《第三人》的目的从来就只是为一部影片提供原材料。读者们会注意到这个故事和电影之间存在许多差异，可千万别把这些改变想象成是强加到不情不愿的作者头上的：其实这些改变反倒更有可能是作者的主意。事实上，电影要比原来的故事更出色，因为在这次的情况中，相较于故事，电影的完成度更高。
这些改动中的一些有着明显的表面原因。选择一位美国影星而非英国明星就会牵涉到许多改动。举例来说，约瑟夫·科顿[4]先生若是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