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踉跄跌进车门。汽笛鸣响了。
我们上路前往注册总署，我带着护照和两张皱巴巴、划掉了姓名的纸——法院命令和婴儿体检表。我当时的体重是六磅九盎司[1]。
我和苏茜坐进一间专责办公室，世界各地都见得到的那种；纤维板饰面、金属桌腿的书桌，一套低矮的茶几，周围摆了几张难看的椅子，座面装有黄绿色和神经兮兮的橙色软垫。地板上铺着方块地毯。一个文件柜，一块布告板。有硕大的暖气片。光秃秃没有帘子的窗子。
苏茜是世上最专业的心理分析学家之一。会议开始时她对我微笑，不发一语，却在心里拥抱我。我能非常清楚地感受到。
我前来会见的社工是一位热心且率直自然的女士，名叫里亚·海沃德。
安排了一场洪水。
隔了一周，安东尼再次打来电话，我的档案已调阅，但我给他的名字与档案上的名字不符。
那我在抽屉里发现的出生证明是谁的？
我又是谁？
下一步只有冒着我十分惧怕的风险，照一般方式向内政部提出申请，也就是说我得去兰开夏郡绍斯波特的注册总署拜访一位社工。
她讲解了资料保护、各种领养条例以及常规联系途径。如果我想进一步申请，需要办理一些手续。永远有手续。
她查看我的文件——法院命令和婴儿体检表——时，注意到母亲曾母乳喂养过我。
“这是她唯一能给你的。她把能给的给了你。她不是非得这么做，要是不做她会容易许多。这是紧密的联系——母乳喂养。她把你送走的时候你六周大，还是她身
苏茜休假一天与我同去，我们约定，当天我北上伦敦与她会合，因为这种事情的前夜，最好在自己的床上睡觉。
那天早晨，我打算要搭的那班火车取消了，后一班车由于引擎故障一再减速。火车驶得越慢，我的心跳越快。最后我发现坐在我身边的乘客是一个面熟的人，我们这班车越是慢行，他讲的话越多。
我意识到，等车到帕丁顿时，我只有十四分钟的时间赶去国王十字火车站。不可能。这里可是伦敦。坐出租车过去至少要二十分钟。唯一的希望就是维珍专车——我平常用的一种摩托车出租服务。
我跑出帕丁顿站，那辆大摩托已经发动起来。我跳上后座，车子呼啸着转向，在伦敦的车流里穿行。虽然我不是胆小鬼，却不得不闭上眼睛。
八分钟后，我到月台上了，剩三分钟发车，我看见苏茜在那里，身高仅五英尺二英寸，穿着带珠链的小山羊皮牛仔靴，着短裙和一件CK金色大衣，头发蓬乱。看上去慈眉善目又美丽动人。她正用身体堵在车门口，半带霸道半带调情地和一脸茫然的列车长聊天，因为在我上车前，她是不会让火车离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