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伊老师递给巴巴江一把剪刀。通往教室的楼门两边绑起了一块红布。群众想看得更清楚，越挤越近，卡比尔朝几个人示意，让他们后退，还推搡着其中两人的胸口。很多人高举手臂，拿着手机，给剪彩录像。巴巴江接过剪刀，迟疑了一下，然后转向阿德尔：“来，儿子，你来代劳。”他把剪刀递到阿德尔面前。
阿德尔眯起眼睛。“我？”
“去吧。”巴巴江说着，冲他使了个眼色。
阿德尔剪断了红布。掌声经久不息。他听到好几台相机按着快门，人们高呼“真主至大！”
巴巴江此后站到门口，学生们排好队，一个接一个地走进教室。她们都是小姑娘，年龄在八到十五岁之间，包着白头巾，穿黑灰相间的条纹校服，这是巴巴江送给她们的。阿德尔看到，每个学生进来的时候，都会腼腆地向巴巴江报上自己的名字。巴巴江亲切地微笑着，轻轻拍拍她们的头，说上一两句鼓励的话。“祝你成功，玛丽亚姆小姐。好好学习，霍梅拉小姐。给我们长脸，伊尔哈姆小姐。”
后来在那辆黑色的丰田陆地巡洋舰边上，阿德尔站在父亲身旁，热得直冒汗，看着他和当地人握手。巴巴江用空出来的那只手捻着念珠，身体微微前倾，皱着眉，点着头，对每个人都很专注，耐心地听着男男女女向他道谢，祝福，表达尊敬，很多人借这个机会求他帮忙。有位母亲，孩子病了，需要去喀布尔看医生；有个男人想借钱，开个修鞋铺；还有个机修工想要一套新工具。
司令官，请您行行好……
我实在没办法了，司令官……
阿德尔从来没听到过直系亲属以外的任何人，用任何不是“司令官”的字眼称呼过巴巴江，哪怕现在俄国人已经走了很长时间，哪怕巴巴江已经有十年，甚至更长的年头，一枪都没开过。在家里，客厅的墙上挂满了巴巴江参加“圣战”时期的照片，每一张阿德尔都牢记在心：一辆满是灰尘的老吉普，父亲倚靠着挡泥板；一辆烧焦的坦克，他蹲在炮塔上；他们击落的一架直升机，旁边是他和手下人摆着姿势，意气风发，子弹链横捆在他胸前。还有一张是他穿着马甲，背着子弹袋，跪在沙漠里，脑门触地，正在做礼拜。阿德尔的父亲那时比现在要瘦得多，而且在这些照片上，他身后总是荒凉一片，只有沙漠和群山。
打仗的时候，巴巴江两次吃了俄国人的子弹。他给阿德尔看过伤疤，一处位于胸腔的左下方，他说这一枪打烂了脾脏，另一处离肚脐眼只有一个大拇指的距离。他说不管怎么看，自己都很走运。有的战友失去了胳膊，腿，眼睛，还有战友烧伤了脸。他们这样做是为自己的国家，巴巴江说，他们这样做也是为了真主。他说，这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