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你听他说些什么！”刚才那凶狠的红帽子说，“护送你，不让你吊在路灯杆上，这难道还不好么！”
“这位好心的爱国者说的话总是对的，”那*员说。“起来，穿上衣服，外逃
一千七百九十二年秋，那从英格兰去法兰西的旅客在途中缓缓前进。即使在现己被推翻的不幸的法王还高踞宝座的全盛时期，旅客们也会遇到太多的麻烦阻碍他们的行程：糟糕的道路、糟糕的没备、糟糕的马匹，何况此时势易时移，还有了新的障碍：每一个市镇的大门和乡村税务所都有一群爱国公民，他们手中那国民军的毛瑟枪早以最大的爆炸力准备好了发射。他们挡住过往行人进行盘问，查验证件，在自己的名单上找寻他们的名字，然后或放行、或挡回、或扣押，一切取决于他们那反复无常的判断或想象，一切为了那还在曙光中的共和国的最大利益——那统-不可分割的自由、平等、博爱或死亡的共和国。
查尔斯-达尔内刚在法国走了不到几法里便开始明白，除非自己在巴黎被宣布为良好公民，否则，便再也没有通过这些乡村公路回家的希望。现在他已是无论如何非到巴黎不可了。他明白，每一个不起眼的村落在他身后关上的大门、每一道落下的普通的路障都是一道横亘在他和英格兰之间的铁闸。他从四面八方所受到的极其严密的监视使他感到，即使被收在网里或关在笼里送往巴黎，自己所失去的自由也不会比这更彻底。
这种无所不在的监视，不但在-段旅程上要阻拦他二十次，而且在一天之内还要耽误他二十次。有时是骑马赶来把他追了回去，有时是赶到前面挡住他的去路，有时又是骑马同行看管着他。那天他在公路上一个小镇筋疲力竭地躺下时，已只身在法国旅行了许多日子，可距离巴黎还是很远。
若不是随时想到受难的加伯尔从修道院监狱发出的信，他是再也没有力量继续前进深入重地的。他在这个小地方的警卫室所遇到的严重麻烦使他感到自己的旅途上已出现了危机。因此当他半夜三更从被指定过夜的小客找叫醒的时候，并不太惊惶失措。
叫醒他的是一个畏畏缩缩的地方*员，还有三个戴着粗糙的红便帽、衔着烟斗的武装爱国者。他们在床边坐了下来。
“外逃分子，”那*员说，“我要把你送到巴黎去，还派人护送。”
“公民，我没有别的愿望，只想去巴黎，护送倒可不必。”
“住口！”一个红帽子用毛瑟抢枪托敲打着被子吼道。“别吵，贵族分子。”
“正如这位好心的爱国者所说，”那怯生生的*员说道，“你是个贵族公子，因此必须有人护送——还必须交护送费。”
“我别无选择，”查尔斯-达尔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