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统治之下,忠良之臣大多已经死亡,其余则在流谪中弃世。宋朝国力之消弱,始自实行新法以防“私人资本之剥削”,藉此以谋“人民”之利益,而由个狂妄自信大臣任其事。对国运为害之烈,再没有如庸妄之辈大权在握,独断独行时之甚。身为诗人哲人之苏东坡,拼命将自己个人之平实常识,向经济学家王安石逻辑对抗。王安石鼓吹那套道理与中国当时所付出代价,至今们还没有弄个清楚。
王安石在热衷于自己那套社会改革新法之下,自然为目而不择手段,自然会将倡异议之人不惜全予罢黜,项神圣不可侵犯主张,永远是为害甚大。因为在项主张成为不可侵犯之时,要实现此目手段,便难免于残忍,乃是不可避免之事。当时情况如此,自然逃不出苏东坡慧眼,而且兹事体大,也不是他可以付之轻松诙谐笑。他和王安石是狭路相逢;他俩冲突决定苏东坡生宦海生涯,也决定宋朝帝国命运。
苏东坡和王安石,谁也没活到亲眼看见他们相争后果,也没看到北方异族之征服中国,不过苏东坡还活到亲眼看见那广事宣传新政恶果。他看见王安石那深爱农民必须逃离乡里,并不是在饥谨旱涝年月,而是在五谷丰登年月,因为他们没能清还硬逼他们向官家借款项与利息,因此若胆敢还乡,官吏定要捕之入狱。苏东坡只能为他们呼天求救,但是却无法施援手。察访民情*员,*伪卑劣,以为对此新政新贵之缺点,最好装聋作哑,字不提,因为当权诸公并非不知;而对新政之优点,乃予以粉饰夸张,锦上添花。说漫天之谎而成功(倘若那些谎言漫天大,而且又说个不停),并不是现代人新发明。那些太监也得弄钱谋生。在这种情形之下,玩法弄权毫不负责之辈,就以国运为儿戏,仿佛国破家亡后果他们是可以逃脱。苏东坡勉强洁身自全,忍受痛苦,也是无可奈何。皇帝虽有求治真诚愿望,但听而不聪,误信人言,终非明主,焉能辞其咎?因为在国家大事上,他所见不明,他每每犯错,而苏东坡则料事无误。在实行新政神圣不可侵犯名义之下,百姓只有在朝廷高压政治之下辗转呻吟。在疯狂争权夺利之中,党派狂热,竟凌驾乎国家利益之上。国家道德力量、经济力量大为削弱。正如苏东坡所说,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很容易被来自西伯利亚敌人征服。群小甘心充当北方强邻傀儡,名为区域独立,而向金人臣服。在此等情形之下,无怪乎朝廷灭亡,中国不得不迁往江南。宋室官室在北方铁蹄之下化为灰烬之后。历史家在片焦瓦废墟中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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