腿，这可不行，已经是龙头了，曾经沧海难为水，恐怕过不了自己这关。回广州？虽有陆北风的接应，但那亦是沦陷区，既然一样要做日本人的狗，何不干脆留在香港？况且杜先生上回不是说过，能屈能伸始算大丈夫，只要屈得有分有寸，跟日本人合作不成问题？杜先生的意思其实说得很明白了，留下来是可以的，但须跟重庆保持联系，做他的耳目。
其实那天踏出杜公馆，陆南才已经预想到今天处境，然而时辰未到，有的只是模糊的念头，待到炮弹打到身边了，念头才变成决定，每一下炮声都像一支敲打在棺木盖板上的钉子，轰轰轰，咚咚咚，把念头愈钉愈紧，紧些，再紧些，最后钉得死密。想通之后，陆南才忽然觉得炮声不再恐怖，涌起的反而是亢奋的情绪，像孩子期待开展一个冒险游戏。他忆起初到香港那天，站在尖沙咀码头旁，亦曾有过类似的心情。
哨牙炳和弟兄低估了日本人的战斗力，用不上一个月，也花不了廿天，日本第二十三军司令官酒井隆中将已从港督杨慕琦手里接过降书，从十二月八日开战起计，至十二月廿五日傍晚六时半，前后是十八天时间，中间包括了五天的隔海炮轰和飞机轰炸。
日军也曾渡海招降。两回了，皆派一艘汽艇，艇首竖着白旗，旗上用红漆写“PeaceMission”，从尖沙咀出发驶向中环皇后码头。第一回在十二月十三日，艇上载着多田督知中佐，还有港督秘书李夫人和她的两只博美犬。英军情报官鲍撒少校前来应对，伸手挡开多田督知递来的劝降书，道：“抱歉，两军交战，我没法接受敌人的信件。”
多田督知坚持他把劝降书带回港督府，鲍撒让步，杨慕琦因此读到日英中文并列的信件：
“我善战之攻城炮兵勇敢之空军已做好准备，香港覆灭指日可待。香港命运已定，胜败不言自明。我攻城军代及贵军之命运及香港百万无辜民众，不能听任事态发展。溯自出战以来，贵军努力作战，但如坚持顽抗，必将断送百万无辜男女老幼之生命，此皆为贵国骑士精神及我国武士道所不忍。望总督深思，立即诺献城，否则余唯有忍泪动武，令贵军屈服。帝国皇军第二十三军司令官酒井隆中将。”
杨慕琦冷笑一声，把信丢在桌面上，命令鲍撒到码头回复，no，我们对女皇陛下的忠诚义务尚待完成。
五天后，多田督知竟然再次渡海，又是来送劝降书，又换来一番严词拒绝。杨慕琦把第一封信压在第二封信之上，每天下午三点半，坐在作战总部的小房间里，如旧喝下午茶和吃老婆饼。
日本人在这五天里可没闲着，劝降是一回事，炮轰是另一回事，边打边劝，其实亦在争取时间做出攻岛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