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对大自然的依恋。父亲的再娶，使他在儿童保育院里度过了不同寻常的童年。紧接着是技工学校的生活。而卫国战争开始后，这个年方十八的年轻人又经历了战争；前线、战场、战地医院向他展示了生活的另一侧面。战后他也从事过各种工作：钳工、铸工、杂务工、搬运工……这一切构成了他创作的全部生活基础，但是西伯利亚的大自然、冻土带、原始森林、叶尼塞河，这故乡故土的一切始终使作家梦牵神萦，成了他作品中反复再现的基调。他小说的情节常常来自回忆，他似乎从不花费力气去构思、编织情节。自白身世、自述见闻的因素占着主要的位置。“情节不是蘑菇，寻找也是枉然”。[8]这是阿斯塔菲耶夫小说观念中很重要的一点。貌似平淡的外省生活素材和这种情节淡化的特点相结合，对具体社会历史背景的有意虚化和对人物心理乃至意识流程精细的描绘，都已经体现了二十世纪现代小说的新观念。尽管如此，他仍不失为地地道道扎根于乡土的作家。对本乡本土的深深眷恋之情，带有浪漫色彩的风俗习尚的描绘，现实生活和幻想传说的离奇交织，加上语言上浓烈的乡土风味，都是十十足足西伯利亚俄罗斯式的。
用“自白”道出普遍感受，借“乡土”描出人间图画，这是阿斯塔菲耶夫小说艺术的一个重要的特色。
在俄罗斯和前苏联小说中，抒情散文风格是由来已久的。屠格涅夫之后，米·普利什文以他寄意于自然的散文，开拓了文学描写的新天地。之后，帕乌斯托夫斯基、别尔戈里茨、索洛乌欣等人在这方面都有各自的成就。阿斯塔菲耶夫的贡献主要是在熔小说与抒情散文于一炉这一点上。因此，他的作品尽管情节上有淡化的趋向，但在表现手段上却无比自由和丰富。阿斯塔菲耶夫抒情艺术的方法是兼收并蓄、不拘一格的。不论是象征性的隐喻还是自然主义式的直描，他都不回避采用。有时他借助于神话、传说、自然界或动物世界，用一种虚虚实实的笔触，造成一种似真似假的情景来渲染作者对社会、人生的看法；有时又直抒胸臆，横生议论，使小说显示出超乎情节本身的含义。《达姆卡》作为一篇小说，重点就在刻画一个精神猥琐，为人所不齿的偷渔人。但作者借助各个场景抒发着他对社会、对人生的感受。从日常的琐事里揭示哲理，在平凡的细节里开掘深意，这就使小说的任何一个插曲，任何一个细部都显得耐人寻味而不单薄：
一个右手封在石膏里的男孩子用左手把蚊子揿死在窗上。窗玻璃的一面淌着红色的血滴，另一面却是明澈的雨滴。它们顺着玻璃流着，轨迹有重合的，间或曲折相交，但是血的污流和雨水的清流虽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