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像否认别人责难似,急忙说:
“您说不对!恰恰相反!
“才三天。”
“是这样,”卡里莫夫说,并且笑笑,“是想问问,从莫斯科来封信走多久?”
“您看看信封上邮戳。”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卡里莫夫仔细看看信封,忧虑地说:
“走九天。”
你在哪儿呀?”[3]
“到十月g,m节要把鹅杀。”谢苗·伊凡诺维奇说。
“拿土豆喂鹅,为是把鹅杀吗?”尼娜说。“你听说,等老婆子走,想把地板漆漆,要不然地板要烂。”
他们总是谈这样那样东西,他们生活天地里充满东西。在这个天地里没有人感情,只有木板、铅丹、米、钞票。他们是勤劳而诚实人,所有邻居都说,尼娜和谢苗·伊凡诺维奇从来没有拿过别人文钱。但是他们既不关心九二年伏尔加地区饥饿,也不关心医院里伤兵、瞎眼残疾人、大街上无家可归孩子。
他们和弗拉基米罗芙娜截然不同。他们对人、对共同事业、对别人痛苦冷漠是自然而然。可是她却常常想着别人,为别人操心,常常因为些跟自己、跟家里人无关事情十分愤怒,或者非常高兴……普遍集体化时期事、九三七年事、因为丈夫而进劳改营些妇女遭遇、进入收容所和保育院失去父母孩子们遭遇、德国人杀害俘虏、军事上挫折和失利,这切都使她十分痛苦,使她不得安宁,就像她自己家里遭遇不幸。
他沉思起来,似乎信走得慢对他有种特别意义。
“据说,这是因为检查,”弗拉基米罗芙娜说,“天天信很多,无法及时检查。”
他用好看黑眼睛朝她脸上看看。
“这说,他们在那儿切顺利,没有什不愉快事吗?”
“您气色很不好,”弗拉基米罗芙娜说,“您副病容。”
她这点,不是她读过好书教她,也不是生活、朋友、丈夫教她,也不是来自她出身民意党人家庭传统。她就是这样,不可能是另种样子。她没有钱,到发工资还有六天。她没有东西吃。她全部财产可以用块手帕包起来。但是她在喀山,次也没有想过在斯大林格勒住宅里被烧掉东西,没有想过家具、钢琴、茶具、丢掉羹匙和叉子。她甚至也没有心疼被烧掉书。
而且,她竟远离思念着她亲人,跟志趣迥异人住在座房子里,这也有点儿奇怪。
在收到亲人来信之后第三天,卡里莫夫来找弗拉基米罗芙娜。
她见他来,十分高兴,请他块儿喝用野蔷薇煮开水。
“您收到莫斯科来信很久吗?”卡里莫夫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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