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
以前的家是这样的。在一栋很旧的老式楼房的第五层。每层有四户人家，也许是第二家，也许是第三家。门很简陋，房间不大，玻璃窗的最上方连着一个通到厨房的蓝色管道。走廊很狭窄，放一张从墙上翻下来的简易饭桌，几双碗筷。地上有拖鞋。朝里走是一个小客厅，小到只能摆下一个衣橱一张书桌。书桌上堆着试卷，几本书，一只茶杯，一台收音机。卧室有两张床，靠墙的一张铺着肉粉色床单，是爸妈的。靠窗的一张同样堆着书，是阿山的。
不要以为你躲在前面同学的后面我就看不到你了，老师说。广播操的队伍为什么这样排，矮个子的为什么排在最前面，就是为了把你们每一个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把手臂给我抬起来，举高，贴在耳朵旁边。要说话的等做完以后再说。今天下午两门测验，英语和化学，还没复习好的中午想想是不是要吃饭。
天空很暗。校服是深蓝色的。阿山看见七班的英语老师站在他们班队伍的末尾。袁老师，她想象自己在跟他说，是教数学的张老师介绍我来你这里的。我知道你学生很多，可是我真的很想来学。我是五班的。英语不太好，初中的时候还可以，高中以后就不太好了，尤其是高二。我高一的时候进的是A班，是的，那时还算跟得上。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掉队了。张老师说我可能是放太多时间在数学上。我知道价钱，一百二十块一小时。嗯，跟我爸妈说过了。不认识，哦，那坐地铁可不可以到，有点远，我过来大概一个半小时。
是虹桥路站。爸爸把自行车停在走道里，解了锁，从五楼搬下来。站着等她坐上后座。车轮在转，钢丝一根根的像音乐和霓虹。经过小区出口，经过绿化，经过新房子和旧房子，把她放在地铁入口。她走进去，背着书包，背着牛津英语课本和画满漫画的笔记，五种颜色的笔，红黄蓝绿黑。地铁站里有各种广告，一个脸上长痣的女人，一个肤色像荧光刺眼的女人，一个头上扎蝴蝶结的女人。每星期一节课，五星期五节，三月份的补课费是一千二百元。妈妈在把钱交给她的时候问，晚上回来想吃什么，红烧鸡翅还是油面筋塞肉。都可以，她把书蒙在眼睛上。才是中午，但星期六短得就像刚刚割下来的草，只有早晨，只有夜晚。
袁老师的家在那所最好的大学边上。一排最高级的，goodbetterbest的教师住宅区。每栋房子都长得一样。一只灰色的怪兽挂着满身眼睛。橙黄的灯在三楼窗口，房间里有烟，像一道流脓流雾的伤口。进到这个房间之前，她会先绕着住宅区走一大圈，全是大块大块的方石板路，与楼房之间用栏杆围着。一边走一边计算，必须用右脚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