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还参加了另外一场会晤，担任一项科学图书奖的评委。等我回到家，克拉莉莎已经出门，去见她的哥哥了。我需要和她谈谈。在持续三个小时努力保持清醒理智、审慎公正之后，我已经快要精神错乱了。在我们那舒适而几近雅致的公寓里，熟悉的摆设和室内风格显得更加紧迫逼仄，而且不知怎的有些灰扑扑的。我调了一杯金酒加汤力水，来到电话留言机旁，喝了下去。最后一条留言信息里是一阵气喘吁吁的短暂停顿，然后是一下挂上话筒的咔哒声。我得和克拉莉莎谈谈帕里，我得告诉她昨天夜里他打来过电话，他今天是怎么跟踪我进了图书馆的，还有我感受到的这种不安，这份忧虑。我想去餐厅找她，但我知道，她那私通姘识的哥哥现在应该已经开始滔滔不绝地咏唱起了即将离异的单身素歌[1]。这是一种令人痛苦的自我辩护，与爱情向仇恨和冷漠的嬗变共鸣相和。克拉莉莎跟她的嫂子感情不错，她肯定会听得目瞪口呆。
为了让自己冷静下来，我转向了解决痛苦的晚间诊所——电视新闻。今晚的新闻有：在波斯尼亚中部的一片森林中发现一处巨大的坟场；一位身患癌症的z.府*员私筑爱巢；一桩谋杀案进入第二天的开庭审理。这些熟悉的新闻报道模式安抚了我：战争节奏的音乐，主持人那流利急促的语调，令人舒心的事实——一切苦难都是相对而言的——以及那最后的麻醉剂——天气预报。我回到厨房，又调了一杯酒，然后端着酒杯坐在厨房餐桌旁。如果帕里今天一整天都在跟踪我，那么他就知道我住在这里；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我心理脆弱，想得太多了。可是，我的心理状态根本就没问题，而他的确跟踪了我，我得把这件事好好想个明白。我可以把他昨天深夜打来的电话归因于压力和独自喝闷酒，但要是他今天跟踪我的话，那我就不能这么想了。而我知道，他今天肯定跟踪了我，因为我看见了他的白色运动鞋和红色鞋带。除非——对事物保持怀疑的习惯证明我头脑清醒——除非那红色是我臆想出来的，或者只是我视觉混合的产物。毕竟，图书馆的地毯也是红色。但是，在朝那只鞋瞥一眼的时候，我看到红色和白色交织在一起。在我看见他之前，我就已经感觉到了他在我的背后。这种直觉并不可靠——虽然不大情愿，但我还是准备承认这一点了。可那人就是他。就像许多生活无忧的人们一样，我马上联想到了最糟糕的情况。他有什么理由要来谋杀我呢？难道他认为我嘲笑了他的信仰？也许他又打来过一次电话……
我拿起无绳电话，按下末位号码重拨键。电脑合成的女声报出了一个陌生的伦敦号码。我打了过去，边听边摇头。不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