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园里没有昆虫授粉。”
“不会吧，这儿不是有这么多虫子吗！”我心想，这话说得毫无必要，因为我们俩都注视着在他手里挣扎的怪异昆虫。
已向非洲低头，把菜园弄成了一个个土堆，就像当地人那样。这当然是在向上帝表明他的谦卑和臣服，期望得到奖赏也很正当。被引领着经历艰难困苦究竟是什么意思？父亲说这话难道是想表明，不管我们因上帝之名有多辛劳，他都没有义务给我们送来豆子或西葫芦吗？难道他只是端坐上方，让我们一一经历那些艰难困苦吗？当然，我并没有资格去审视上帝的伟大设计，但说好的正义天平又是怎么回事？
父亲没有说任何话来打消我的顾虑。他只是又摘了一朵花，举向天空，对着非洲的天光，像看X光片的医生那样审视着它，意图发现究竟是哪个隐秘的地方出了错。
八月的第一场布道，他连篇累牍地都是在讲洗礼这个主题。后来，到家后，母亲让玛玛·塔塔巴去把汤放到炉子上热一下，但“汤”字刚出口，还没说到“炉子”的当口，玛玛·塔塔巴就从前门走出去了。她出去和父亲谈了很长时间。隔着一排没结番茄的番茄藤，她冲着父亲摇着手指。不管是因为什么，反正在她看来，他做错了，而这一次，她已经忍无可忍。我们能听到她的嗓音越来越高。
自然，听到有人像猫叫春似的对着父亲这样尖声说话，我们都吓得半死。让我们更震惊的是，他竟然脸红耳赤地站在那儿，根本插不上话。我们四个女孩在窗前一字排开，嘴张得老大，看上去一定像极了劳伦斯·威尔克音乐秀上的列侬四姐妹。母亲把我们从窗边嘘开，命令我们赶紧去看课本。眼下不是上学的季节，甚至都不是周内，但现在她吩咐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特洛伊战争结束后，悄无声息地过了好长时间，玛玛·塔塔巴突然夺门而入，把围裙扔到了椅子上。我们都合上了书。
“我不会待在这儿了。”她宣布，“你们派个女孩和我去班加，你们需要帮助。我会告诉你们怎么做鳗鱼。昨天他们在河里逮到了一条鳗鱼。那鱼对孩子好。”
那是她为了拯救我们，抛下的临别赠言。
我跟在她身后出了门，看着她腾腾腾地沿路走去，她的白色鞋底冲着我一闪一闪。然后，我去找父亲，他从围着篱笆的菜园里慢慢走出来，在不远的一棵树下背靠着树干坐了下来。他用手指把一只黄蜂似的东西小心翼翼地伸展开，那虫子还活着。它有我的手这么大，两片翅翼上各有一个黄色的“8”，很清晰，像是小学生或上帝仔细画上去的。父亲看上去仿佛刚在天堂的大街上逛了一圈回来。
他告诉我：“一只授粉的虫子都没有。”
“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