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着我，看了很长时间，想要琢磨明白我的用意。最后，他问：“你凭什么认为自己的悲哀这么特别呢？基兰加的儿童每天都在死去。此时此地，也有孩子奄奄一息。”
“哦，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呢，阿纳托尔。她只不过是那天离世的无数人当中的一个，更何况还有伟大的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我敢肯定从长远看，露丝·梅完全无足轻重。”
他来到我面前，抚摸着我的头发。我的头发十分蓬松凌乱。要是我还记得要当一个称职的刚果妻子，我会用头巾把头发包起来。阿纳托尔用衬衫下摆小心翼翼地擦拭着我的眼睛。“你以为我不记得小妹妹了吗？她拥有一颗像獴一般的心。勇敢，聪明。她是基兰加所有孩子的头儿，其中还包括她的大姐姐们。”
“别谈她了，去干活吧，温达姆博蒂。”我把他的手推开，瞪了他一眼。别再提她了，我也不会去说你的卢蒙巴。他就像这条可怜的蛇一样被大砍刀砍碎，碎块被扔进了伊丽莎白维尔一座废弃的房子里，而我那可憎的故国竟还为之欢欣鼓舞。我腾腾腾地走入灶间，听见老鼠早已跑进了木薯堆，正是对我怨怼之情的回敬。
这是我和阿纳托
比柯基传教站，1965年1月17日
站在旱季清晨的迷雾中，周身寒冷。也许这只是我自己的感觉吧，也许只是因为我的血液太稀薄。以前，当我们抱怨佐治亚州北部凛冽的寒冬时，父亲通常就会这么指责我们。当然，这儿没有冬季，赤道就不偏不倚地穿过我们的床。阿纳托尔告诉我，去外面的灶间捅一捅火，就等于从北半球跑到了南半球。所以我现在确实当算作有阅历①之人了，尽管如今已几乎不可能离开传教站。
真相直白而又苦涩：正是今天这个日子令我寒彻骨髓。我试图不去注意日期，但盛开的一品红却冲着我咆哮说，无论如何，那个日子已然临近。一月十七日我会早早醒来，心痛不已。那时我为何要自鸣得意地说：“谁有胆量跟我一块儿出去？”正如我对她的了解，她最最受不了的就是被别人称为胆小鬼，更何况还是被她的姐姐。
那个周年纪念日，我们家过得一片阴惨。早上我杀了一条蛇，用大砍刀把它劈成碎块，再把三段蛇身扔进树丛。那是条大黑蛇，雨季快结束时，它一直在后门逡巡。阿纳托尔走出来，看着我的杰作，弹了弹舌头。
“那条蛇根本就没伤到我们，贝埃内。”
“对不起，可是我今天早上醒过来，就想着一报还一报。”
“什么意思？”
“意思是那条蛇在错误的一天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它吃了很多老鼠。现在，老鼠会跑进你的木薯堆里去了。”
“是黑老鼠还是白老鼠？我想我分辨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