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我才终于相信自己得救了。并不是说不再歪斜了：我的身体仍有些斜，动作总是慢上好几拍。而是说我从自,bao自弃中得救了。事实上，直到今晚，我才意识到这一点。
利娅眼下正在亚特兰大，如果说这不是问题的全部的话，至少也是问题的一部分。利娅和阿纳托尔，还有他们小小的儿子帕斯卡和另一个即将出生的孩子。利娅正在修农业经济学，而他们所有人正在尝试一个宏伟的计划——在美利坚的土地上扎下根来。我觉得这番努力肯定长久不了。我和他们一起去食品杂货店时，我感觉他们都畏首畏尾、一惊一乍，心里却又满怀着嘲讽。他们当然会这样。我还记得第一次去时的情景：在亮如白昼、令人目眩的仓储式卖场里，整排货架上尽是些发胶、洁齿膏和爽足粉之类的东西，仿佛我们的蕾切尔突然前来掌管了一切。
“那是什么，艾达姨妈？那个呢？”他们的帕斯卡问道。小家伙眼睛睁得滚圆，边走边伸手指着过道两边：一罐粉色罐身的脱毛膏，一听喷洒地毯用的清香剂，还有一堆盖着盖子的容器，大小和我们每天扔掉的罐头一般大。
“那是些没人真正需要的东西。”
“可是，艾达姨妈，怎么会有这么多种没人真正需要的东西呢？”
我想不出冠冕堂皇的回答。为什么我们有人对用什么牌子的牙膏纠结，有人却在湿泥土和骨灰之间纠结，不知道哪一样能平息空荡荡的胃壁火烧火燎般的难受呢？对这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孩子，我实在无法把美国向他解释清楚。我们把这难题留给了阿纳托尔，因为他总能瞬间洞悉一切。他冲着巨大广告牌上近乎全裸的女人发出嘲讽的大笑；与住在亚特兰大街角的流民交朋友，问他们很详细的问题，比如睡哪儿，怎么吃东西，得到的回答都很有趣。你大概想象不到，有多少只栖息于亚特兰大公共图书馆檐下的鸽子最终成了格兰特公园里的烧烤。
我发现自己和阿纳托尔志趣极为相投。我觉得，我和他都是被标了记号的人。乍一看是些怪人，但又学会了照表面现象来接纳这个世界。他的孤儿身份、他的离乡背井、他那热切而怀疑一切的心灵、他的孤独，都使他早早就带上了标记。我注意到他也是反向理解一些东西的，比如说，广告牌上的卖点到底是什么，贫穷从何而来，又去往何方。我不应觊觎我的姐夫，但我能以自己的方式来更好地了解他。阿纳托尔和我一样，栖居于同一种孤独氛围之中。我们之间的区别是他能够为了利娅放弃自己的右臂和右腿，而我早已这么做过了。
如果脱离了瘸腿的状态，我是否会彻底迷失呢？
在露丝·梅和那么多孩子死亡之后，我怎么还能心安理得地存活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