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在亚特兰大和我共事的所有人，那时候我从事的是人权和非洲救援的工作，我们一次都没聊过我有个疯狂传福音的丈夫仍然在刚果的某个地方。他们都心
“哦。”我说。潮湿的地面将她牛仔裤的膝头濡湿成大块的深色，似血渍般随着她的动作扩散开来。
“他死了，你难过吗？”
“艾达，现在这对我还有什么意义吗？”
那你现在难过的是什么呢？
她将花苗从苗床中抽出，解开柔嫩的白色根茎纠结成的网。她就这样用赤裸的双手将它们栽入地里，捅一捅，再轻轻地摁一摁，像是将络绎不绝的小孩子放到床上去。她用左手的手背抹掉了脸颊两侧的泪水，在颧骨上留下了几道黑色的泥纹。活着就会被标记，她无声地说着。活着就要去改变，就会死上一百次。我是个母亲。你们不是，他也不是。
，她才会放下那份重荷。
我一回来，就开车去看她了。我们一起坐在她那张瘦骨嶙峋的沙发上，拿着我在非洲拍的照片。我挑了一些，摊开让她看。在她咖啡桌上摆放的贝壳中间，那些照片犹如一潭闪亮的色彩。
“利娅瘦了。”我说，“但她走起路来还是飞快。”
“蕾切尔还是老样子吗？”
问得好。“虽然境况变化很大，”我说，“可如果蕾切尔回伯利恒参加高中同学聚会的话，她肯定能赢得‘纹丝不变’奖。”
“你想忘记吗？”
她停下手头的活，将泥铲靠在膝上，看着我。“允许我们记住吗？”
“谁说我们不能？”
“伯利恒没一个女人问过我露丝·梅是怎么死的，你知道吗？”
“我能猜到。”
母亲漫不经心地看着照片，除了上面有姐姐们的那些。她会停在那上面，注视很长时间，仿佛正在倾听她们柔声细语的自白。
最后，轮到我自白了。我告诉她他死了。奇怪的是，她竟然毫不关心个中细节，但我还是和盘托出。
她坐在那儿，一脸迷茫。“我有些紫罗兰花要去种一种。”她说着，便往外走到后门的门廊上，纱门砰地合上了。我跟着走了出去，发现她戴上了那顶旧园艺草帽，一手已提着泥铲，另一只手上则稳稳地托着紫罗兰的苗床。她猫着腰穿过缠绕着的忍冬花丛，走到了花园的小径上。像抡着大砍刀似的，她用泥铲劈开几株过度繁盛的藤蔓——那些藤蔓都拥挤在她那丛林般的小小门廊上。我们自觉地沿着小门廊走进了大门边的生菜田。她跪在腐殖土上，开始在地上凿洞。我蹲在旁边，注视着她。她的帽檐很宽，帽顶已全部绷裂，就好像她脑子里的什么东西早已爆裂过了好多次。
“利娅说他可能本来就想走这条路。”我说，“那是荣耀之火。”
“他想怎么样，我根本不在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