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例子真是再恰当不过了。村长的故事根本就是假的。或者至少我们没法知道这一点。但是琼选择相信了它，因为它非常符合她的理论。一个歪曲事实来迎合主观意愿的绝好例子。”
我把伯纳德的包递给乘务员，他把包放到轮椅后面装好，然后站起身来，将手放在推轮椅的位置上，等待我们结束谈话。伯纳德朝后靠过身去，把拐杖横放在大腿上。我的岳父居然能对他现在的衰弱状态泰然处之，这让我感到困惑不安。
“可是伯纳德，”我问，“那个故事是什么？他说那些狗是被训练用来干什么的？”
伯纳德摇了摇头。“下次再说吧。亲爱的孩子，谢谢你能过来陪我。”然后他举起橡皮头的拐杖，一是向我致意，另外也是给乘务员一个信号。乘务员简单地向我点了点头，就推着他的乘客离开了。
我的心里非常焦躁不安，所以没利用好那一个小时的等待时间。我在一家酒吧外徘徊，犹豫着要不要再来最后一杯咖啡，享用最后一样德国食品。我在书店里四处浏览，最终却连一份报纸也没买，因为在前一天里，我已经花了三个小时的时间把它们都翻了个遍。我还有二十分钟时间，够我在候机楼里再慢慢溜达上一圈的。通常，当我在一座外国机场里等候转机、而且目的地不是英国的时候，我会抬头去浏览航班指示牌，看看那些飞往伦敦的航班，来调整一下家、詹妮和家人在我心中留下的如潮水般的思念之情。我注意到，现在指示牌上只有一趟航班的信息——在国际航班地图上，柏林只是一个死气沉沉的荒僻角落——这时，我对我妻子最早的一段记忆，被伯纳德刚才所说的一些东西唤醒了。
1981年10月，受波兰z.府邀请，我作为一名非z.府组织文化代表团的成员来到了波兰。那时我在一家小有名气的地方剧团里担任主管。同行者中还有一位小说家、一名文化艺术记者、一位翻译和两三位文化*员。詹妮·崔曼是代表团里唯一的女性，她是一家地点设在巴黎、资金来自布鲁塞尔的机构派来的代表。由于她人长得漂亮，态度又显得相当尖刻，这使得她招来了其他一些人的敌意，尤其是那位小说家：一位迷人的女子竟对他的盛名无动于衷，这激起了他的忿怒。于是他便邀记者和一位*员下了笔赌注，看谁能第一个“采下”她这朵鲜花。大意就是，这位肤色白皙、点点雀斑、眼眸碧绿、红发稠密的崔曼小姐，还有她那随身携带的记事簿和一口流利的法语，必须让她安分守己。在正式访问中那无可回避的乏味时光里，我们经常坐在宾馆的酒吧里喝酒，小声地嘀咕。这样做的效果很糟。即使只是和这位女子（很快我就发现，她那凌厉的作风不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