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程度上,比起实际写作,我更喜欢小说构思的阶段,因为存在各种可能性,而等我敲定了细节和语言之后,选择的机会就没有了。
究竟要不要寻找我的母亲?希望有一天她会来找我。
“你父亲很年轻?可以跟你一起打壁球?”年轻女子问。
“不,他没那么年轻,”我告诉她,“但他的身体很好。”
“那你接下来一定打败了他。”学生说。
“是的,我打败了他。”我说。
然而读书会结束后,那个女人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不相信你,是别人打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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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在基尔的酒店房间可以看到海湾里的轮渡,它们往返于瑞典和丹麦,也许有一天,我可以和艾伦去坐坐那些轮渡,也许有一天,我可以和丈夫、孩子一起旅行,还得带个保姆照顾孩子。
关于我要写的那位女作家:她真的相信婚姻意味着她再也不能自由地观察世界了吗?如果她已经结婚,可以和丈夫一起找妓女谈谈啊!对于一位女作家,丈夫可以给她带来更多自由观察的便利,也许我要写的这位女性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不知道艾伦会不会拒绝和我一起观察妓女接客。他当然不会拒绝的!
然而我真正需要邀请的同伴应该是我的父亲。
我也喜欢德国人的这一点:他们会自己得出结论。
当然,如果我写一本关于女作家的第一人称小说,那些书评人难免会给它贴上“自传”的标签,以此宣扬他们的结论:我是在写我自己。但我不能因为担心作品出版后会引起某种反应而回避特定的写作方式。
艾伦很可能会抱怨我连写两本关于女作家的小说,但他也说过,编辑不能建议作者写什么或者不写什么,我当然要提醒他这一点。
对于这部新小说,更重要的是:坏男朋友到底做了什么,才会让女作家在观察妓女接客后产生了羞耻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使她下决心要改变自己的人生?
看过妓女接客之后,男朋友可能一时兴起,想和女作家做爱,结果让她觉得他做爱的时候想的是别人,不过这无非是一次令人不快的性经历而已,刺激她的必须是更可怕、更羞辱的事件。
在寄给她父亲的明信片(印的是汉堡红灯区的妓女在窗口拉客)里,露丝写道:想你,爸爸。对你说了那样的话,我很抱歉,那太恶毒了。我爱你!露西
从汉堡飞往科隆,从科隆驱车前往波恩,庄严宏伟的大学。
观众中第一次有人问起我的眼睛。(所有采访我的记者都问过我。)提问的是个年轻女人,看上去像个学生,她的英语几乎称得上完美。
“谁打的你?”她问。
“我父亲。”我告诉她。观众们全都安静下来。“用他的胳膊肘,我们当时在打壁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