呢？他们走向生命尽头时，也会紧紧牵住彼此的手吗？“先生，您的血，”导游打断他的思绪，“还在流呢。”尤金把用来止血的厕纸又往鼻孔里塞了塞，努力回给她某种“一切尽在掌握”的笑容。
事情开始于一张巨幅照片旁，照片上是六个头发被剃掉的妇女。但其实，四个星期前，在他威胁要起诉她的妇科医生时，事情就开始了。他俩一同坐在老医生的诊室里，在尤金半威胁式地朝医生咆哮时，她说：“尤金，你嚷嚷什么？”她的眼神疏远而淡漠，他从没见过这种眼神。他肯定是因为嗓音拔得太高，因为接待员没敲门就走进诊室问医生怎么了。事情就是从那时开始的。而现在，在距医生诊室千里之遥的地方，在被剃光脑袋的女人的照片旁，事情继续恶化。导游告诉他们，到达奥斯维辛的孕妇在显怀之前就不得不堕胎。因为在集中营里，怀孕无异于死亡。导游解说到中途时，雷切尔背过身去，离开了参观队伍。导游看到她离去，几乎本能地看向还在流血的尤金。“很抱歉，我们刚刚失去了一个孩子。”他的声音不轻不重，够让导游听清，又不会被雷切尔听到。雷切尔离队伍越来越远，但即便隔了这么一段距离，尤金还是能察觉到他说话时她背部的剧烈震颤。
里最动人又最刺目的，就是为死难儿童设立的纪念碑。这个地下墓穴的顶部装饰着数不清的纪念蜡烛，试图消弭——虽然不太成功——无处不在的黑暗。室内的背景音正在诵读死于大屠杀的孩子们的名字。导游说，死难者的数量太多，多到从头到尾将名字念一遍需要一年多的时间。参观队伍开始离开展厅，但雷切尔一动不动。尤金站在她身边，也一动不动，聆听平缓低沉的嗓音念出名字，一个接一个。他隔着外套轻拍她的背。她没有反应。“很抱歉，”他说，“我不该在大家面前用那种方式说话。这是私事，只属于我们的事。”“尤金，”雷切尔说，凝视着上方昏暗的光线，“我们不是意外失去了这个孩子。我是去堕胎了。这是两码事。”“这是个可怕的错误，”尤金说，“你当时情绪脆弱，我没帮你，只是沉迷于工作。是我抛弃了你。”雷切尔看向尤金。她的双眼看上去像哭过，其实干得没有一滴泪。“我情绪挺好的，”她说，“我去堕胎是因为不想要这个孩子。”此时背景音念道：“肖莎娜·考夫曼。”多年以前，尤金读小学的时候，认识一个圆脸小姑娘叫这个名字。他知道她不是死难者，但她躺在白雪上死去的画面还是在他眼前闪现了一下。“你现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对雷切尔说，“你这么说是因为你现在很难受，情绪低落。是的，我们的关系现在不太妙，这主要是我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