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赶上第一班回明斯克的火车。我整晚没睡。我测量了我儿子的甲状腺——当时测量辐射量最适合的部位——测出每小时一百八十毫伦琴的剂量。他需要碘化钾，也就是一般的碘。小孩需要两到三滴碘，滴到半杯溶剂里服用，成人则需要三到四滴。
反应炉已经烧了十天，这些事早在十天前就该做了。但是没人愿意听我们的话！没人愿意听科学家和医生的指示！他们把科学、医学与政治混为一谈。他们就是这样！
我们不能忘记当时的环境背景，十年前，当时的我们是怎样的？当时国家安全委员会还在进行秘密实验，所有“西方的消息”都被封锁。当时有上千种禁忌，党和军队都握有机密。和平的苏联境内，原子能就和煤炭一样安全——人们是在这样的教育下长大的。我们是被恐惧和偏见束缚的人民，我们的信仰变成
我不是文人，我是物理学家，所以我只会向你陈述事实，不会添油加醋。
迟早会有人出来为切尔诺贝利负责。有一天他们会出来承担责任，就像一九三七年一样。也许要等五十年，大家都老了，他们也都过世了。他们这些罪人！（安静下来）我们要让事实流传下去。后人会用得上的。
四月二十六日这一天，我到莫斯科出差。我在那里听到了意外的消息。
我打电话给明斯克的尼古拉·斯柳尼科夫，白俄罗斯**党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我打了一次、两次、三次电话，但他们不让我跟他说话。我转而找他的助理，那位助理跟我很熟。
“我从莫斯科打来的，帮我接斯柳尼科夫，我要通知他一些消息，紧急的消息。”
电话是用z.府专线打的，但他们已经开始封锁消息了。你只要一讲起意外，通话马上就会中断。很明显，有人在窃听！我希望能找出是谁在窃听——应该有专门的机构，是z.府里的秘密组织。更何况，我是打给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的。而我呢？我是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核能研究所的主任。我是教授，是科学院院士，但就连我的电话也被封锁了。
我花了两小时，终于跟斯柳尼科夫通上话。
我对他说：“据我计算，这是一起很严重的意外。”——我当时有机会和莫斯科某些人士谈话，因此知道部分实情——“辐射云正朝我们飘过来，朝白俄罗斯飘过来。我们需要马上对人民实施碘剂预防措施，撤离核电厂附近的居民。方圆一百公里内，都不应该有任何人和动物。”
“我已经收到报告了，”斯柳尼科夫说，“那里起了一场火，但是已经被扑灭了。”
我忍不住了：“这是谎言！这是明目张胆的欺骗！只要是物理学家都知道，石墨正在某处以一小时五吨的速度在燃烧，你想想这会烧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