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长沙上周南女中时,给他回信说清楚家中和妈妈身体情况,告诉他赠《圣经》放在腰袋里,逃警报都带着,只是不懂为什耶稣说人打你左脸,
由于才小学毕业,还得上学,而中山中学不收,怕动不动就发烧生病拖累他们。因此,父母把个人送到长沙周南女中,念年级。周南女中在湖南是有历史名较,在台湾还有校友会。
记得班上导师是黎世芬老师。到台湾后近二十年,由台中搬回台北,常常在报纸上看到他名字,当时是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去拜望他,他看到还记得。功课虽好,但老是生病,动不动就晕倒,发高烧,送医院……。由于学生律住校,家长把孩子托付给学校,校方有照顾责任。他用湖南话说:“你这个娃儿,真是麻烦唷!”
在那短短学期,书念得很好,凡事都很认真。日本人打进汉口时,们学校参加长沙爱国大游行,全市像沸腾般。参加学校鼓乐队,老师问:“你要做什?”
说:“要敲大鼓。”
因为那时候抗日感受很强烈,定要用大鼓才能表现出来。但体重只有三十几公斤,瘦得像只猴,根本背不动大鼓,黎老师成全,叫个壮点同学背着鼓,在旁边敲。所以游行时,是打大鼓领队,这也反映出学校对由北方逃难来学生宽容与同情。
来台湾后,还留着本当年小小纪念册,里面有老师和同学们写些祝福话。在现实剧变乏中,在育儿、烹堂二餐空隙里,有时仍会想起屡弱十三岁和长沙游行时全市鼎沸爱国心。以及自己在鼓声中惶惑与愤怒。
们到湘乡后两个月,哥哥收到张大飞曲入伍训练基地写到学校信,——他们年轻教官中有几位是黄埔八期到十二期东北学生,知道中山中学到达湖南,落脚在湘乡永丰镇。
他信上第句话就是问妈妈身体如何?(他不敢问,“她仍活着吧?”)请们务必回信,他在信内写哥哥和两人名字,或许是怕哥哥不定回他信。
信中,他也说明从军理由:“已经十九岁,毕业时超过二十岁,到时不定考得上公立大学。日本人把们逼成这样,也没有心情念书或等待个没把握末来。家有三个哥哥和弟弟,如今如愿考进空军官较,可以真正报效国家,为父亲复仇。”
他说入伍不久即考入空军官校,训练很苦,但每天吃得很饱,“自离开家。除在南京你们家之外,很少吃这好伙食。”体力好,入伍训练也受得住。他问有没有看《圣经》?可以先从《新约》看起。哥哥在学校很忙,他命立刻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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