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戈家聚会日益增大,因为谢文津与孟宝琴带两岁儿子也来台湾。她原是俊贤好友,到台北建国中学教英文,孟兄进铁路局机务处工作,住在罗裕昌单身宿舍。大陆局势不好,渐渐地来台湾人更多。
罗裕昌有时和同学起,有时独自人,常常去温州街找,而且几乎每天上午打电话到台大。那时文学院只有两座电话,在院长室,在共同办公总务室。电话来,那位中年陈秘书会到走廊上喊声,“齐小姐电话!”在众目注视之下实在很不舒服,更不知说什才好。有天,约在中山堂对面朝风咖啡室见面(也许是唯或仅余有古典音乐她方),坦白说,胜利后这两年无法投入新感情,到台湾来是对大陆政治情况不满,父母南北分离,自己只身人来此,明知有许多不方便,但既是自流放心情,甘于孤独,暑假仍想回去随父母生活,不能接受他好意。
过几天,他写封长信来,说他刚看《居礼夫人传》电影,感动得流下热泪,很钦佩她毅力与坚忍不懈努力。他信上写人理想,应有计划,有步骤去实现;先决定生活重心,讲求效率,节省精力,甚至于无意义交谈亦应当尽量减少。
这样人生态度是过去从未听过,这样宣示,伴随着强烈爱情语言,在当年仍是文艺青年读来,是“很不样”,甚至很有趣。将近六十年共同生活之后,在整理生信件时重读,才恍然明白自己当年对现实人生之无知。在们相识之初,他已清晰地写下他处事为人态度,和敏感、好奇,耽于思虑,喜好想象天性是很不同。但是,吃够自己“多愁善感”苦,处在困境中,心中也佩服别人理智与坚强,甚至是愿意得到那样保护吧。
在台湾朋友,俊贤、文津,和在基隆港务局工作程克咏都觉得罗裕昌稳妥可靠,劝应该少些幻想,早日安定下来。九四八年暑假快到时,给父亲写信,希望他来台湾看看这个人如何。
信上说,“罗君二十八岁,武大电机系毕业,来台湾即在铁路管理局工作,现在任台北电务段长。九岁丧父,家境清寒,有姐妹四人,弟人,母亲现居四川资中县家中。他很努力上进,很有毅力……。”
父亲两次订期来台都临时不能来。到暑假,必须决定下学期是否留在台大。这时母亲终于离开北平到上海,连那向乐观父亲。也承认大陆局势不好,嘱暂不必回去谋职,可先收下台大聘约。妈妈希望放假先回上海商量。不能人在台湾结婚。
所以八月回上海,得父母同意,十月十日在上海新天安堂由计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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