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以来我们从未有过如此多的快乐。我们仿佛是在一块儿雕刻着同一座雕像，一块儿从彼此的痛苦之中雕刻出这座像的形体，然而雕像的基本构思是什么我却一无所知。
1944年6月17日
昨天我同他一块儿回家，我们做了通常做的事情。我没有勇气把它写下来，但是我想这么做，因为此刻，在我写这些的时候，时间已是明天，我害怕昨天将尽的时刻。只要我不停地写，昨天就是今天，我们就会依然还在一起。
昨天等他的时候，公共草坪上有人演讲：演讲者中有独立工党的人，有**党的人，有只是讲讲笑话的，还有一个抨击基督教的人，他属于一个叫作“伦敦市南部理性至上学会”或者差不多名字的组织。那人半边脸上有黑斑，不然的话应该会很漂亮。听他演讲的人很少，也没有什么人打断他的话向他提问。他在抨击某个已经死去的东西，我想他干吗要去费这个事。我待在那里听他讲了几分钟，他在力图证明说：上帝存在的理由站不住脚。我除了不想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待着这种胆怯的需要外，并不太清楚什么上帝存在的理由。
突然间，我感到一阵恐惧，担心亨利或许会改变主意，只给我发一封电报，说他要待在家里。我从来也不清楚自己最怕的是什么——是怕自己失望，还是怕莫里斯失望。不管是谁失望，结果对我们两人来说都一样：我们会找碴儿吵架。我对自己生气，而他则对我生气。我回了趟家，但并没有什么电报来，结果我再赶回去见他时便迟到了十分钟。于是我就开始生气，以便同他的生气保持一致。过后他又会意想不到地对我温存起来。
在此之前，我们从未有过这么长的一个白天，而且还有随之而来的整整一个夜晚可以待在一起。我们买了生菜和面包卷，还有配给的黄油——我们不太想吃东西，天气很暖和。此时此刻，天气也很暖和。人们会说：多么可爱的夏天啊。我正乘火车到乡下去同亨利会合，一切都永远地结束了。我感到恐惧：这就是沙漠啊，周围很多里很多里的地面上什么人和东西都没有。如果身在伦敦的话，我可能很快就会丢掉性命，但是如果身在伦敦的话，我就会走到电话机面前，拨打我所记得的唯一的号码。我自己的号码经常忘记：我想弗洛伊德会说，我就是想忘记它，因为它也是亨利的号码。不过我爱亨利：我想要他快乐。只是今天我很恨他，因为他的确很快乐，但我不快乐，莫里斯也不快乐，而他却完全不会知道这一切。他会说我看上去很疲倦，会以为是我来了倒霉的例假——他已经不再费事去计算那些天数了。
今晚拉响了空袭警报——当然，我是说昨晚，但那又有什么要紧？沙漠里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