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老三线”建筑工人周志刚相比，儿女们的人生有着较多变数。周志刚的人生只发生过一次决定性的改变，即由农民变成了新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工人。他儿女们的人生，则一变再变。这是因为中国已经进入了无法继续故步自封、闭关锁国的时代，时代之变需要人的改变。
在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六年这十年间，物质的中国变化有限，而人的变化却近于戏剧。
“改革开放”四个汉字的组合特阳光，特少年，具有精神抖擞、意气风发、继往开来的生动性和形象感。可以说，“改革开放”四个汉字在语言学上体现了很高的智慧和艺术——关键是，它是方方面面都可以接受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却不是从“w.g”一结束就开始的，也根本不可能那样。首先需要在理论上清楚，原来一批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几乎都是大大小小的权威，他们坚持所谓的正统理论。改革者首先要与他们争论，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还会被逼得进退两难。改革者之间也有争论：步子快了慢了，胆子小了大了，先改这些方面或那些方面，改到何种程度为宜，都会产生分歧。科技、教育、文化艺术界的人士或被动或主动搅入其中，推波助澜，摇旗呐喊，让局面更加复杂。有一部外国小说《喧嚣与骚动》的书名，基本可以概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
然而，A市十年里并没有太大变化。它在等着更明确的指示和引导。只有两件事可以称之为大动作：一是随着知青们大批返城，曾经的兵团体制寿终正寝，又改回农场体制了；二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曾经赫赫有名的一些军工企业改成了生产民用产品的企业，谓之“军转民”。确切地说，这既不是A市的大动作，也不是省里的大动作，而是中央的大动作，但对许多A市人的影响特别大。第一件事让曾是兵团战士的返城知青们较失落，如同出家人还俗后那修行过的庙被拆了，心里不是滋味。第二件事让一些曾经造枪炮坦克的军工企业找不到北，不晓得接下来该造什么。国家限期要求他们自己到市场上去找饭吃，这就影响到了职工们的工资。他们曾是工人阶级中特牛的工人，一下子牛不起来了，于是骂娘。
共乐区十年里没什么变化。有人数过，也就出现了四五幢新楼而己，最高六层，很普通的红砖红瓦一红到底的路边新楼。
光字片更脏更有碍观瞻了。这个区家家户户的返城知青重新回到城市的怀抱时，年龄都已二十七八、三十一二岁了，有的还是拖家带口回来的。原先的家住不下，只得在前门后院见缝插针地接着盖——放眼望去，违章建筑比比皆是。所建所筑很难说得上是房屋，说是“窝”或“巢穴”更恰当，土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