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又嘟哝：“惹别人不高兴了吧？我建议删，您偏不删。”
周秉义笑道：“我这大半辈子，一直在为让方方面面的人高兴而活着，我也该为自己高兴而固执己见几次吧？”
当天的报纸脱销了。光字片的人家没有一户不买，有的人家全家一起热议不算，还与好邻居们一块儿讨论。
半个月后，一个院落的人家集体搬走了，接着又一个院落也搬得一户不剩，再接着其他院落的人家争先恐后登记搬迁。
那时已是七月中旬，本市进入了炎夏，暑热也没能减缓光字片人家搬迁的劲头。情况日渐明朗，周秉义副市长的态度那么明确，还有什么可观望
周秉义说：“那也是实际情况。”
宣传部门的同志对他的演讲提了意见：“发表前您看过了吗？”
他说：“看过了。”
“那为什么不将那些不妥的话删掉呢？”
“哪些话？”
“我都快六十了，讲一个多小时。我又不是耍杂技的，在椅子上站不了那么久，万一摔下来呢？”周秉义有些不悦。
“可以发表吗？”姑娘又问。
“我过目后再说，开车。”周秉义说。
车一发动，人们闪开了。
没有人拦车，没有人打断过他，没有人叫喊什么，也没有人尾随。
驾驶室坐不下三个人，秘书上了车，蹲在车厢里。
忽然有一个姑娘分开众人挤上前来，大声问：“周副市长，您为什么要坐这种车来？”
周秉义反问：“记者？”
那姑娘便报出自己报社的名字。
周秉义说：“我并没通知媒体，你们耳朵还真长。”
“‘穷人窝’‘本省本市的耻辱’‘国家的耻辱’……这样一些话从您口中说出来，影响不好吧？”
“我觉得挺好的，那些话是我最不愿删掉的话。”
“……”
“我这儿正忙，没别的事我挂了啊。”
对方先于他把电话挂了。
真话、坦荡的话、掏心窝子的话是有力量的。即使刁民听了，那也得寻思寻思，掂量掂量。何况，光字片本质上没有刁民，只有些“二杆子”。
他们谁也不看谁。仿佛互相看一眼，自己的想法，别人的想法，便都会不言自明了。
他们谁都不好意思看谁。
两天后，周秉义在光字片的演讲见报了，标题是《没有掌声的演说》。
秘书嘟哝：“那小记者挺坏。”
姑娘拉着车门把手说：“请您就回答这一个问题。”
周秉义说：“我要对那么多人讲话，总得站高点儿吧？大卡车开不进来，我又不能站在小汽车顶上。你以为我在作秀？那你想多了。”
“您可以借一把椅子啊。”姑娘追着说。
周秉义看了一眼手表，严肃地说：“你先把手放下，什么样子！”
姑娘很窘地一笑，乖乖将手放下了。
